曲艺界聚会感言

介绍山东吕剧的作文1000字左右

我的家乡在山东，山东有着多个地方戏，而吕剧是我的家乡戏。

吕剧是山东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曾名“化装扬琴”、“琴戏”。

系由民间说唱艺术“山东琴书”也称坐腔扬琴发展演变而来。

起源于山东以北黄河三角洲，流行于山东和江苏、安徽部分地区。

最初的吕剧班大都走乡串村，演出于田间地头，影响甚小。

1910年前后搬上舞台。

1953年戏曲改革中由山东省戏改组定名吕剧。

1953年山东省吕剧院成立之后，吕剧成为遍及山东、享誉全国的剧种。

　关于吕剧名称的由来，流传着很多的说法，大体上有这样几种： 　　一、1915年前后，原属广饶县牛庄的时家村（今已划为东营区）老艺人时殿元，也曾以纸糊毛驴，化装演唱《王小赶脚》，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人们便把它称为驴戏，由于这个称号欠雅，经一些文人的推敲音译成了“吕戏”。

1923年，这种驴戏进了济南府，演出的主要剧目是《吕洞宾打药》，当地群众不明白这个剧种的来源，只听说叫“驴戏”，又由于主要剧目是“吕”字打头，观众就把它称为吕戏。

　　二、吕剧的“吕”字，原是二十五户为一闾的“闾”字。

意思是街坊邻里戏、家乡戏。

以后在辗转、流传中，把“闾”简化为“吕”。

也有的说，过去说琴书，大多是两口子或一家人搭档，演唱的内容又多系反映男女爱情的。

两口为“吕”，因而就叫吕戏。

　　三、吕戏原来称为捋戏。

此说有二：一是由于演唱时主要伴奏乐器是坠琴，按奏坠琴的手指是上下捋动，故名为捋戏；又因中国音乐十二律中的阴律有六种，总称“六吕”，因而将“捋戏”改称为“吕戏”。

另一种传说是，当年为这种戏起名时，有的老艺人说，这种戏演唱时顺藤摸瓜，捋着蔓子捋到底，就叫捋戏吧。

捋与吕同音，遂定名为吕戏即现在的吕剧。

吕剧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名的新剧种，但其表演艺术形式却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历程。

早在清代中叶，山东南部农村就出现了一种名叫“小曲子”的小曲连唱体曲艺形式。

因其主要伴奏乐器为洋琴（洋琴），故又称“扬琴”、“洋琴”。

历史上扬琴曾广泛流行于古黄河下游地区的河南、江苏、安徽的北部、河北的南部以及东北的个别市县。

在山东最先流传于鲁西南，并逐渐向北（济南及惠民地区）、向东（青岛、烟台）延续扩展，约有二百年历史。

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地区的语言、风俗的影响，逐渐形成为南路、北路、东路琴书三大流派。

各自叫法也不尽相同，如东路琴书艺人商业兴自称本路琴书为“改良扬琴”；北路琴书创始人邓九如自称“文明扬琴”。

到一九三三年邓九如在天津电台播音时，才定名山东琴书。

　　光绪初年，广饶县（旧称乐安）北部一带的农民，为躲避灾荒，常随身携带坠琴、节子板等乐器，外出卖艺求生。

开始以唱琴书小段为主，或顺口编些有趣的故事，边耍边唱。

后来，他们不断吸收戏曲唱腔和民间小调来丰富自己的表演内容和形式。

如东寨村的张兰田、张志田兄弟俩，就曾去安徽风阳拜师学艺。

当地流行的凤阳歌对琴书的表演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艺人们在长期的演唱实践中，不断追求新的艺术形式。

一些擅长唱工的艺人，在长期的表演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唱腔特点。

如广饶县西商村的艺人商业兴和妻子关云霞，长期在烟台、青岛一代演唱，逐渐形成自己的演唱形式，成为东路琴书艺术的代表人物；而擅长人物表演的艺人，则致力于创造新的表现形式来吸引观众。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冬，以东路琴书艺人时殿元为首的同乐班，尝试着将《王小赶脚》改为化妆演出，用竹、纸、布扎成驴形，加以彩绘，一演员身绑彩驴，做骑驴状；一演员执鞭赶驴；另有艺人操坠琴、扬琴、竹板等乐器伴奏，演员在音乐声中载歌载舞。

此种表演形式别开生面、生动活泼，初次演出便获成功。

由于《王小赶脚》首次采用驴形道具，群众又称此类戏为“驴戏”。

此后，时殿元又陆续将一些琴书篇目改为化妆演出，所到之出，表演深受群众喜爱。

在常年的流动演出中，化妆扬琴艺人经常和京剧、五音戏、河北梆子等剧种的班社在同一集镇演出，甚至出现“两合水”、“三合水”（两个或三个不同剧种同台演出）的情况。

这种演出方式对促进化妆扬琴在剧目、表演、唱腔、舞台装扮、音乐等方面与其他剧种的借鉴融合和创新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其逐渐从简单的化装演出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戏曲形式。

演出的剧目也从“对子戏”、“三小戏”扩大到本戏和连台本戏；演出的场所也由盘凳子到进入茶园、剧场。

1917年(民国六年），由广饶县化妆扬琴艺人张凤辉等人组成的车里班首先进入济南市演出。

此后，不少剧班也纷纷进入济南城表演。

有的班社还经常到烟台、青岛甚至东北的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城市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该戏的影响。

当时较有影响的班子有黄家班、父子班、同乐班、庆和班、共和班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剧种陷入困境。

原在济南城演出的剧团也因演出每况愈下，导致班社萎缩，艺人生活难以为继。

多数艺人返回家乡，剩下的艺人凑成一个“义和班”维持演出，勉强度日。

抗战胜利后，演出状况并未好转，反而愈加萧条。

“义和班”也于1946年末解散，艺人被迫改行，另寻出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化妆扬琴剧种获得了新生。

从1950年起，山东省文联地方戏曲研究室组织对本省地方戏曲艺术进行了发掘、整理、试验、推广，并以化妆扬琴作为改革的重点，选择《小姑贤》为实验剧目。

此后，艺人们向山东梆子学习，演出了《蓝桥会》。

在学习传统剧目的基础上，又将现代题材的小说《李二嫂改嫁》改编演出。

这期间，由义和班改组成的济南化妆扬琴剧团也编演了《张大有被骗》、《王秀鸾》等戏，打开了吕剧现代戏的大门。

这些改编剧目的上演使化妆扬琴的影响日益扩大，并涌现出郎咸芬、林建华、王俊英等一批著名演员。

1953年山东省吕剧团成立后，继续进行剧目的改革创新工作，先后整理加工了《姊妹易嫁》（《逼婚记》）等传统剧目，编演了《光明大道》等现代戏。

1954年，在华东区戏剧观摩会演上，《李二嫂改嫁》、《光明大道》、《王定保借当》、《小姑贤》分别获奖。

《李二嫂改嫁》和《借年》于1957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黑白影片；《两垅地》于1965年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成黑白影片。

　　“文化大革命”期间，吕剧被禁演。

1976年以后，吕剧复兴。

《半边天》于1976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彩色影片；《逼婚记》于197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彩色影片；《张王李赵》于1982年获全国剧本奖。

　　1979年，广饶县吕剧团、垦利县吕剧团开始上演传统剧目。

1982年，广饶县吕剧团为配合计划生育宣传赶排新剧《合家欢》，在县内外巡回演出。

1987年，利津县京剧团更名为利津县吕剧团。

1984年，东营市文化局组织部分文艺工作者，专门开展吕剧研究，深入农村走访老艺人，搜集史料。

1985年冬，召开“吕剧史料座谈会”，邀请20多名吕剧老艺人参加。

1986年春，又邀请14名老艺人进行仿演录像。

在此基础上，于1987年编纂完成《东营市吕剧音乐集成》书稿，于1988年底编纂完成《吕剧起源与发展东营市史料汇编》。

这两部书稿是吕剧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山东省文化厅有关领导、 山东省吕剧界许多专家和名演员 (如李渔、郎咸芬) 的热情指导与帮助。

1991年3月5～8日，举办“东营市首届吕剧汇演”，全市有8个代表队、240人参加，分专业和业余两个组进行汇演，演出新创剧目12个。

1994年，以广饶县吕剧团为基础，成立“东营市吕剧团”。

至1995年底，全市先后有15名吕剧演员获省优秀演员称号[2]。

[编辑本段]艺术特点　　[1]吕剧音乐是在从民间俗曲演变而来的“坐腔洋琴”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成。

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既是“戏曲”又是“曲艺” 。

其唱腔以板腔体为主，兼唱曲牌。

曲调简单朴实、优美动听、灵活顺口、易学易唱。

基本板式有“四平”、“二板”（包括“垛子板”和“流水”）、“娃娃”三种。

吕剧的伴奏乐器分文场和武场。

文场主要乐器是坠琴、扬琴，其次为二胡、三弦、琵琶、笛子、唢呐等，可视剧情酌情增减。

新中国成立后又增加了一些西洋管弦乐器。

伴奏多采用“学舌”（对位）形式。

如二板伴奏模仿唱腔一句，四平伴奏模仿唱腔的下半句或尾腔。

武场伴奏乐器主要有皮鼓、板、大锣、小锣、大铙钹、堂鼓、打鼓等。

锣鼓经均自京剧等剧种吸收。

　　吕剧的演唱方法，男女腔均用真声为主，个别高音之处则采用真假声结合的方法处理，听起来自然流畅。

吕剧的唱腔讲究以字设腔，以情带声，吐字清晰、口语自然。

润腔时常用写滑音、颤音、装饰音，与主要伴奏乐器坠琴的柔音、颤音、打音、泛音相结合，以及上下倒把所自然带出的过渡音、装饰音浑然一体，使整个唱腔优美顺畅。

　　吕剧使用的语言属北方语系的济南官话。

其重字规律和读音咬字方法都与普通话多有近似之处。

吕剧传统剧目的舞台道白，是以济南官话为标准的基础上偏重于上韵；而现代戏的道白则直接使用济南官话，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在表演中，吕剧善于运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群众语言作为剧词，并以此来塑造人物形象。

知乎生活周刊有意思 · 怎么写出一个成功的好段子

写段子是个技术活，幽默感也可以后天培养，只要坚持科学的方法和训练。

一个段子由两个元素构成：结构+梗一般而言段子有三种结构：谐音误解，预期违背，同文异读。

这三种结构涵盖市面上90%以上的段子和冷笑话，甚至更多。

【第1句】：

【第1句】：谐音误解谐音误解，顾名思义，就是你说了一句话我听错了或听漏了，然后引出一连串误解。

这是最初段的段子写作手法，上手简单，学习门槛低。

缺点是存在语言隔离，在不同语言间的传播效果很差。

比如在中国南北曲艺界，谐音误解是极极常见的表现手法，也正是因为过多倚重方言出效果，才导致南北笑星到彼此的地盘上水土不服。

代表人物：赵本山。

举例：

【第1句】：典型的就是司马缸砸光咯

【第2句】：赵本山卖拐以后近十年的小品作品里，抛去模仿残疾人的戏码，谐音误解的创作方法比比皆是，特别是最近几年，喜剧形式太单一。

由此我一度认定本山大叔的喜剧道路走到了头儿，没啥新意，隐退也好……

【第1句】：

【第2句】：预期违背预期违背是较谐音误解高阶的创作手法，讲者先为听者设定一个情景，让听者想当然地代入自己的惯性思考，结果讲者最后抖出包袱，让听者有种被戏耍的体验，乐趣由此而来。

用这个方法讲笑话最有成就感，能给讲者带来极大的智力优越感。

听者的内心OS是这样的：这种情景下发生这样的事儿，太不科学了

而讲者的内心OS一定是：呵呵，我哪能让你们猜到结尾呢。

这种表现方法在戏剧和脱口秀中经常见到。

具有跨地域跨语言的优势，美国电影行销全世界，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很少在全球发行的电影里植入谐音笑话，而是用普世的预期违背+同文异读，讲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笑话。

代表人物：黄西、陈佩斯等举例：

【第1句】：美国的离婚率竟然有50%

这太令人不安了

（顿）有50%的婚姻竟然走到了尽头

【第2句】：（原来演得好好的突然跳戏）我就以为我这模样的能投降，你朱时茂浓眉大眼的也叛变革命啦

【第3句】：我们学校男女比很畸形我们班50个人有48个女生，然后，那两个男生还在一起了。

【第1句】：

【第3句】：同文异读最后是同文异读。

就是用逻辑、语调、故事背景、知识背景、多义词甚至同音字造歧义，让听者有别有洞天的体验。

梗埋得较深，讲者风险大，需要听者同观者有相同的知识背景或生活体验包袱才能抖得响。

但一旦抖响，听者讲者都能得到绝赞的智力优越体验。

也是编段子的高阶手法，在戏剧和脱口秀中常见。

尤其适合在喜剧电影和话剧里呈现，从结构上保证作品的喜剧成色，不然剧本就很容易沦为脱口秀式的耍贫嘴和段子集锦。

代表人物：陈佩斯、unjash等推荐大家看下陈佩斯的小品《警察与小偷》，整个故事围绕一个小偷冒充警察于真的警察相遇展开，有了这样的故事背景做铺垫，陈佩斯和朱时茂的每一句对话都是绝佳的同文异读典范。

日本搞笑组合unjash也是出名的以此种结构独步日本喜剧界，每部小品都很经典。

举例：

【第1句】：小布什最喜欢的电影是《kill bill》（kill bill既是昆汀的电影作品，kill bill又可理解为干掉比尔克林顿，小布什的前任。

如果观者对昆汀的电影不了解，包袱就可能抖不响）

【第2句】：Stay foolish,stay hungry.——金二胖（题主体会一下）

【第2句】：梗所谓梗就是你要表现的主题，黑的对象，也就是包袱、笑料等。

手法是固定的，梗可以常换常新。

把梗用手法包装出来，就是做梗了。

总结下微博比较流行的梗（流行的梗通常也是老掉牙的梗），如：搞基梗、地域梗、韩寒郭四同人梗、云迪力宏虐恋梗、正腾雨神梗、郭四身高梗、杨幂脚臭梗、乱伦梗、种族歧视梗、霸王龙小短手梗、韩国整容梗、毕老师山形健傻傻分不清楚梗、金刚不坏诺基亚梗……写段子时，先想好你要做的梗是什么，想好用谐音还是歧义还是预期背叛将这个梗丢出来，最后就是组织语言的功夫了。

所有的时事都可能拿来做梗，也经常见到有人发明了一个新梗，然后段子手一拥而上把这个梗玩坏的情况，可见写段子真的只是个技术活儿，跟天分无关。

你要做的只是了解这些方法，然后多给别人讲笑话锻炼语感和喜剧的嗅觉，坚持“think different”，就够了。

最后，预祝题主的人生变成一个成功的笑话。

中国评书研究的现状与思考是什么

评书是中国民间优秀的口头文学形式之一，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但学术界对评书的研究相当有限。

相对于诗歌、小说、戏曲的研究，评书研究显得更加寥落。

正统的学术界和艺术界并没有给它应有的地位，偶有学者涉及，也是在研究小说、戏曲、曲艺时顺便提及。

如倪钟之的《中国曲艺史》①，蔡源莉、吴文科的《中国曲艺史》②，姜昆等主编的《中国曲艺通史》③、《中国曲艺概论》④，他们在梳理源远流长而又纷杂旁乱的曲艺的起源、发展、流变、分类时，是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涉及曲艺中的评书这一较大的门类。

　　早在20世纪30年代，连阔如发表了《评书的起源》一文，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

1934年8月9日《新北平报》文艺版刊登了署名金禅雨的文章《与阔如先生研讨“评书”的发源》，在一个月内分五次连载，连阔如又以《答禅雨先生研讨的“评书发源”》为题，也分五次在报纸上连载，给予回应。

他们的辩论，使评书艺术的起源研究走向深入。

“这是距今整整70年前，媒体上第一次公开探讨、争论评书理论问题，可以说开了中国评书理论研究、探讨之先河。

”⑤但这种良好的开端并没有引发评书研究的热潮，之后，学术界对评书的理论研究依然冷寂。

　　笔者搜罗各种和评书有关的研究，发现只有几部专著：　　孙楷第在1953年《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一文的基础上补充修订而成的《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⑥，收入了五篇论文，其中《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对从唐代“转变”、宋代“说话”到明代“短篇小说”的演变轨迹及其艺术特点作了系统的论述与分析；《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讨论了宋代说话四家的门类；《说话考》、《词话考》论述了宋代说话、元明词话的渊源、沿革以及因承关系，点明元明词话即宋代说话，并论述了词话的体制和词话之“词”的三种解释。

《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主要探讨了唐代讲唱经文中的唱经、吟词、吟唱与说解之人、押座文与开题、表白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此书对后人研究中国古代说唱文学的发展、沿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郑振铎在此书第一版《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序言中称赞此书：“许多见解是很精辟的，许多材料是第一手的，足以供研究者作为依据的。

”⑦　　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⑧，1957年出版。

宋元明讲唱文学在曲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上承唐代的俗讲，下开近代说唱艺术的先河。

该书对宋元明讲唱文学的系统论述，受到后代曲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全文分“讲唱文学的一般情形”、“乐曲系讲唱文学”、“诗赞系讲唱文学”三个大部分。

“讲唱文学的一般情形”说明了乐曲系和诗赞系讲唱文学的特点，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乐曲系讲唱文学》论述了乐曲系讲唱文学的发展和流变，介绍了宋元以来的小说、叙事鼓子词、覆赚和诸宫调、驭说、说唱货郎儿的情况，也分析了当时流行的陶真、叙事乐曲道情、叙事莲花落等的特殊情况。

《诗赞系讲唱文学》论述了诗赞系讲唱文学的发展和流变，介绍了宋代的涯词和陶真，并以主要篇幅论述了词话的体裁特点，以及从词话到弹词、鼓词的发展过程，指出明代诗赞系讲唱文学主要是南北通行的词话和流行于南方的陶真，陶真一系嘉靖年间改名为弹词，词话一系在明清之际的北方称为鼓词。

　　陈汝衡早在1936年用文言文写过《说书小史》⑨，1958年在《说书小史》的基础上用现代汉语写成《说书史话》⑩，本书和《说书小史》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和提高。

陈汝衡的主要贡献在于详尽地描述了说书艺术的历史轨迹，从先秦到隋代做了简要的勾勒，但对于“唐代说书”、“北宋说书”、“南宋说书”、“元明说书”、“清代说书”则有较为详尽的说明，脉络清楚，论证严密，在很多地方都有独到的见解，后世学者凡要阐述说唱艺术的历史和发展轨迹的，大都要参照此书。

不过这里的说书不单包含现代意义上只说不唱的评书，更包含只唱不说或又说又唱的弹词、鼓词、子弟书、快书、河南坠子、道情、四川竹琴、广东的龙舟和南音等。

1979年陈汝衡又出版了《宋代说书史》B11，按照《说书史话》划分的几个阶段“断代”去写，原计划分别写成《宋代说书史》、《元明说书史》、《清代说书史》之类，可惜只完成了《宋代说书史》。

陈汝衡还关注说书艺人，写成《大说书家柳敬亭》B

【第12句】：《说书艺人柳敬亭》B13两书。

作为几十年来一直对说书艺术倾心研究的理论家，陈汝衡的成就是不言而喻的。

　　程毅中于1964年出版了《宋元话本》B14一书，该书介绍了说话的渊源、宋元的说话、话本的编写和流传；对“讲史”的名目、体制、题材、主题思想、讲史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小说”的题材、篇目、本制、思想性、艺术性，以及“说经”的诸多问题作了精当的分析，本书还从话本的历史意义、话本在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话本对其他文学作品的影响诸方面来强调宋元话本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1980年出版的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B15追溯了说话的起源和演变，辨析了“话”、“说话”、“话本”的概念，说明了话本与小说、话本与平话、话本与诗话、话本与词话的关系，唐传奇、通俗文学与话本的关系，元、明的说书与话本的关系，清代说书与拟话本的关系。

该书也考证了宋代说话的家数，点明了宋代话本的政治倾向和艺术特色，对公案小说和讲史也有专章论述。

该书作者从六十年代起四易其稿，至1980年才出版，可谓精心结撰。

全书十八章，作者旁搜博引，资料翔实，研究透彻，使得内容非常丰厚，赵景深先生曾评价此书是“研究话本的百科全书”。

　　以上介绍的几位学人在评书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然而，就其研究的对象来说，基本上是“古代说书”，用广义的说唱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还不是对现代意义上的评书的研究。

严格地说，现代意义上的“评书”研究只有以下三部专著：　　一是谭达先的《中国评书（评话）研究》B16。

　　谭达先是著名的民间文学专家，他自1953年开始研究中国民间文学，1982年出版了《中国评书（评话）研究》。

他一生出版专著40余部，《中国评书（评话）研究》一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探讨“评书的特点”，“评书的作用”，“评书的产生、发展”，“评书的种类”，“评书的传统艺术形式：无韵评书”，“评书的新创艺术形式：有韵评书”，“评书的情节结构”，“评书的人物描写”，“评书的语言特色”，“评书的表现手法”，“评书的套语、赞赋、韵语”共11个部分；下篇收有中国近代评书传统作品选：《武松大闹石家庄》（山西有韵评书）、《李太白赶考》（四川评书）、《古城相会》（苏州评话《三国志》的一回）、《打黄盖》（扬州长篇评话《三国》的一回）、《天波府比武》（苏州长篇评话《杨家将》的一回）、《武松打虎》（扬州评话）、《西门豹治邺》（吉林评书）等，让我们了解了中国南北方评书、评话作品的基本面貌。

书中还附录了八个城市评书（评话）的活动资料选：1914年北平的书馆和艺人简况、20年代北平的评书和唱曲、20年代的江苏无锡书场、20年代苏州书场和名家一览、30年代上海说书场、30年代的福州说书场、30年代的山西太原说书场、30年代安徽芜湖说书简况、20年代以来广州粤语说书简介等。

这些资料虽为一鳞半爪，但勾勒了当时书场说书的概况，有助于我们了解南北评书和南方评书的演出状况。

作者还介绍了扬州评话的流派，广州粤语说书的“十忌”、“十要”、“八法”、“七情”。

作者用功甚勤，搜集颇细，资料翔实，这是非常可贵的。

但把评书归为有韵评书和无韵评书两大类似有不当。

比如狄来珍是著名的竹板书演员，他的《武松大闹石家庄》乃是竹板书作品，竹板书和评书乃是两个不同的曲艺曲种，不宜把竹板书和评书混为一谈。

　　二是汪景寿、王决、曾惠杰于1997年出版的《中国评书艺术论》B17。

　　该书侧重于北方评书，对于南方评书和南方评话则不作论述。

全书用十二章——“历史源流”、“发展过程”、“美学意蕴”、“艺术特色”、“龙蛇笔法”、“结构手段”、“表演手段”、“杰作赏析”、“书目评介”、“名家评点”、“新人点将”、“前景展望”——来论述北方评书艺术。

全书最有分量的是对“梁子”、“柁子”、“扣子”、“开脸”、“赋赞”、“摆砌末子”、“拨口”、“定场、收场”的结构手段的具体论述，对“说”、“演”、“评”、“噱”、“学”等表演手段也有具体分析。

此书还挖掘了评书的美学意蕴，把评书的艺术特色归结为细腻、逼真、传神、幽默。

对《岳飞传》、《三国演义》、《兴唐传》、《三侠五义》、《聊斋》等著名书目也有全面的分析和评价。

此书是迄今为止评书研究中比较有分量的著作。

　　三是张啸涛于2008年出版的《评书——中国国粹艺术读本》。

　　全书分为“可溯之源长——评书溯源篇”、“遗失的龙票——形成发展篇”、“江山代有才人出——繁荣兴盛篇”、“吐故纳新——改革创新篇”、“评书界的新生代——晨光熹微篇”、“评书艺术的传播与发展——历久弥新篇”六大部分，以时代发展为线索，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评书艺术的形成、发展、繁荣、革新和现状，线索清晰，简单明了；以说书艺人为重点，介绍了莫后光、柳敬亭、双厚坪、石玉昆、潘诚立、连阔如、王少堂、王杰魁、陈士和、袁杰英、品正三、固桐晟、陈荫荣、马连登、袁阔成、李鑫荃、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连丽如、何祚欢、田战义、刘朝、张少佐等各个时代杰出的评书艺人。

“中国国粹艺术读本”旨在“向国人、尤其是青少年传播我们传统的民族艺术，也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精粹”B18，因此，该书也就带有介绍性、描述性和普及性的特点，学术性不足。

　　相隔十年甚至二十年才出一本专著，可见评书研究的寥落。

这种局面相对于诗文、戏曲、小说的研究不能不令人慨叹。

　　近年来有关评书的论著很少有对评书的本质特征、评书的文本文学、评书的表演技巧等内部规律进行探讨，研究者的目光集中在对评书艺术家的关注上，成果则多为传记，如宫钦科的《刘兰芳说书的故事》B

【第19句】：李微的《刘兰芳评传——中国说唱艺术丛书》B

【第20句】：萨仁图娅的《声贯九州田连元》B

【第21句】：徐勍的《口舌人生：评书艺术家徐勍自述》B

【第22句】：单田芳口述、奚青汶编的《单田芳说单田芳：磨难篇》B

【第23句】：邢绍忠、王成禄的《单田芳评书艺术研究》B

【第24句】：簔笠翁的《醒木惊天连阔如》B

【第25句】：张继合的《且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传》B26和《评书大师单田芳的传奇一生》B27等。

　　专著如此，有关评书的单篇论文也集中在对评书艺术家的生平介绍或艺术评价上，如王满仓、牛双喜的《叛逆者——访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B

【第28句】：郝衞群的《连氏父女的评书缘》B

【第29句】：李小娟的《著名评书家何祚欢笑说人生》B

【第30句】：徐勍的《评书少年闯江湖》B

【第31句】：崔金生的《评书大家连阔如》B

【第32句】：陈连升的《献身曲艺无怨无悔——忆恩师王决》B

【第33句】：苏运生的《刘兰芳：曲艺幽兰声名流芳》B

【第34句】：马岐的《忆恩师——评书艺术家陈荣启》B

【第35句】：程汪红的《献身评书痴情不悔——徐勍从艺60周年研讨会综述》B

【第36句】：王池良的《南北评书评话交流的使者——我的老师刘兰芳》B37等。

当然，对评书演员本身的关注是应该的，对他们的研究有助于让我们了解他们如何成长为著名的评书艺术家。

他们的出身、经历、对人生磨难的正确对待等，都对后人有着重要的启示；他们对评书事业的执着追求、在艺术上的转益多师、精益求精，更值得后人学习。

不过，对评书艺术本身研究的缺乏却是不应该的。

　　对评书作品本身、评书的内容和风格的研究比较少，只有下列论文有所涉及：杨佩琴的《单田芳评书的艺术风格》B38从干净利落的快节奏、融汇情理的知识、跌宕起伏的情节、通俗简练的语言四个方面高度评价了单田芳的艺术才华。

方珍平、詹秀华的《单田芳说书艺术风格——兼谈评书的特征》B39从语言艺术独具的魅力、声情并茂的现场表演、借今说古的时代色彩三个方面细致分析了单田芳说书的高超的艺术造诣。

潘伊川的《民本思想与民族意识是传统评书的底色——与曲艺专家戴宏森一席谈》B40以对话的形式探讨了评书的起源、评书题材的变化、怎样看待传统评书“脸谱化”、评书怎样表现老百姓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追求、评书中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以及评书对国民价值体系的建构的影响等，虽然涉及问题很多，但因是谈话形式，显得不够深入和透彻。

吴文科的《刘兰芳评书说演的声韵美及其当下意义》B41多方面分析了刘兰芳激情洋溢、豪迈雄浑的声韵美特点，认为这种特点对目前不够重视声韵美的曲艺舞台是一个启示，并能给更多从事评书表演的女评书演员增添信心。

　　2000年后，探讨评书传播的文章逐渐增多。

史艳芳的《电视评书的形式开拓》B42以大型电视评书《辽沈战役》为例，说明“三说一评”和声画结合的形式使得电视和评书达到了双赢，这是拓展电视评书表现功能的一次新的探索和尝试。

蔡连卫的《“杨家将”故事传播情况综述》B43从历史上的杨家将到正史、野史中的杨家将，从通俗小说中的杨家将到戏曲、评书中的杨家将，再到电视、电影乃至网络中的杨家将故事的传播资料作了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并认为目前杨家将故事的传播相对萧条的主要原因在于，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并张扬个性的功利时代，使得人们不再关注杨家将故事承载的传统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

李春瑜的《单田芳“三卖”评书与商业模式》B44虽然是站在经济管理的立场上谈商业模式，但对评书如何与市场经济挂钩、评书如何适应现代传媒手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评书表面“火爆”的背后，评书艺术的濒危，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他们把评书艺术的保护和发展提上了议事日程。

王晨波的《当评书成为往事》B45描述了评书危机的现状，现在的评书演员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从事评书工作，有的评书演员甚至改行，冲进影视圈，评书的断层不只断了一代，而且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执着态度也很罕见。

王晨波的另一篇文章《田连元：“评书不会死”》B46则让人稍微有点乐观，田连元认为评书主要通过一个人、一人多角的形式讲述故事，这是其它艺术形式所没有的，因而评书具有不可取代性，评书自有它固定的受众群，只要人类存在，评书就会存在，因为人不能不听故事。

吴文科的《中国曲艺——当下困境与发展对策》B47认为缺少具有经典品格的新节目、缺少高素质的创演人才、艺术传承的传统机制被破坏、对曲艺传统的误读和专业知识的缺失、对曲艺基础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不够、曲艺理论和评论的薄弱等是包括评书在内的曲艺目前面临的大问题，并提出了国家政策扶持、兴办各级各类曲艺学校、营造正确舆论等一系列的措施。

吴文科的《按照文化事象的自身规律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曲艺曲种的保护为例》B

【第48句】：庆遂增的《学会念曲艺生意经——曲艺走向市场之我见》B

【第49句】：冯光钰《曲艺学学科建设与曲艺音乐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成立20周年感言》B

【第50句】：蒋慧明的《传播与传承——略谈如何有效利用现代传媒促进传统曲艺的保护与发展》B51都在为曲艺的保护和发展出谋划策，不过这大多是就整个曲艺而言，并非针对评书。

　　至于评书与姊妹艺术之间的关系，更是少有人关注。

翁偶虹的《北京话旧》B52一书中有《评书与戏曲》一文，认为评书的“最忠实的听众，当属戏曲演员。

他们对于听书的爱好，不仅是娱乐消遣，而是汲取营养、解疑求知。

”B53他还用大量的事实证明：“评书与戏曲，可以说是血缘相依的姊妹艺术。

戏曲演员能于评书中吸取营养，而评书艺人也能于戏曲中吸取营养。

”B54这是目前笔者所见唯一一篇把戏曲和评书相提并论的文章。

作者本身是戏曲剧作家，所述之事均为自己亲身经历，此文有很重要的价值。

蒋方才的《论评书与小说的联系及区别》B55认为：小说与评书有相同的渊源，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孕育了评书艺术，评书从明末清初的小说中分离出来；小说与评书又是两个不同的艺术概念，它们在欣赏方式、讲述故事、塑造人物的方法、环境描写、语言等方面都有区别。

无论他的论述是否准确，都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这样的文章数量极少。

　　总之，曲艺理论的研究非常薄弱，全国只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所一个专门研究曲艺的机构，曲艺所的研究人员长期以来只有蔡源莉和吴文科两个人，况且蔡源莉已经退休。

专门发表曲艺文章的刊物也只有《曲艺》一家。

大学校园里也很少有开设曲艺课的。

曲艺如此，评书更是如此。

评书作为曲艺中比较大的曲种之一，虽然依然活跃，但面临很多困境。

对它的研究，除了评书演员的传记之外，专著只有三部，单篇论文也不很多，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不过，这种局面也让我们后学者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空间。

　　在我们对评书的研究现状有了清楚的了解之后，才能进一步深刻认识到评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一）可以增进对社会史、文化史、曲艺史的认识和了解。

　　评书的孕育、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条件，对评书的研究，自然有助于对社会史的了解。

在人类文化史的演进过程中，“雅”与“俗”始终扭结在一起，既对立又互相渗透，雅文化经常接纳俗文化中的雅化部分，俗文化时时转化为雅文化。

评书是通俗文学，小说是被雅化了的俗文学，但它们一开始是扭结在一起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大多由文人在“说书”的基础上加工而成，而这些小说形成之后，又影响着“说书”艺术的发展。

它们之间的关系，反应着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关系。

评书作为曲艺中的一个大的门类，它的发展、变迁反映着曲艺史的发展变迁。

因此，研究评书有助于对社会史、文化史、曲艺史的认识和了解。

　　（二）有助于推动评书艺术理论的建设。

　　目前，导致评书低迷的原因很多，其中学术界对评书艺术关注不够，是重要原因之一。

学术领域的“缺席”和“失语”使得评书理论自身建设不足。

评书艺术发展的不自觉和理论的不自觉不无关系。

笔者希望自己的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学界高度关注评书理论的建设。

　　（三）有助于评书艺术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评书长时间以来吸引着众多的听众，让人们如痴如醉，这和评书自身的优秀艺术传统是分不开的。

但是，目前评书却遭遇了寒流。

通过对评书的研究，尽可能多地发现评书艺术的优长，寻找它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对于评书的保护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四）可以树立并坚定评书艺术在未来社会继续存在和发展的信心。

　　现代社会，日新月异，新的科学技术不断产生，也不断催生新的艺术样式，人们的审美情趣也有变化和提高。

作为传统文化的评书艺术在客观上受到严峻的挑战，评书目前的低迷状态，让人们怀疑它的生命力。

评书是否可以长期存在，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成了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评书要想生存，就必须认识到时代的特征和自身的不足。

评书如何充分表现自身的审美内涵，如何更好地跟上时代的发展，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口头文学是评书最本质的特征，它以讲故事为己任，通过对评书本质特征的挖掘，我们应该坚定评书可以继续存在的信心。

评书是口头语言，只要人们用以交流和交际的口头语言不消失，评书就不会消失；只要人们还有听故事的愿望，评书就有存在的必要。

　　（五）可持续开发的研究项目。

　　对评书以及评书研究的现状有了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以后，可以拓展研究的视野，并进一步深化研究。

　　一个时代的评书有一个时代的面貌，如“清末民初的评书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评书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评书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评书研究”等，都可以结合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做深刻的挖掘。

对具有代表性的评书作品本身也可以作深入、细致、具体、系统的探讨，如对《聊斋志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可以对比评书和小说的关系，发现它们的相同和差异，在对比中揭示评书与小说两种文学样式的内部特征以及它们的本质区别。

而对《三侠五义》、《岳飞传》、《杨家将》等评书可以结合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探讨它们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对评书演员的研究、对戏曲和曲艺的关系等问题，也有必要继续深入。

　　注释：　　①倪钟之《中国曲艺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②蔡源莉、吴文科《中国曲艺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③姜昆、倪钟之（主编）《中国曲艺通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姜昆、戴宏森（主编）《中国曲艺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簑笠翁《醒目惊天连阔如》，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⑥孙楷第《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⑦孙楷第《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⑧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后又被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收入，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⑨陈汝衡《说书小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

　　⑩陈汝衡《说书史话》，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B11陈汝衡《宋代说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B12陈汝衡《大说书家柳敬亭》，上海四联书店，1954年版。

　　B13陈汝衡《说书艺人柳敬亭》，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B14程毅中《宋元话本》，中华书局，1964年版。

　　B15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

　　B16谭达先《中国评书（评话）研究》，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2年版。

　　B17汪景寿、王决、曾惠杰《中国评书艺术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B18白庚胜（主编）、张啸涛（编著）《评书——中国国粹艺术读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B19花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B20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B21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B22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B23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

　　B24中国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B25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B2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B27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

　　B28《当代电视》，1996年第5期。

　　B29《中华儿女》（海外版），1997年第7期。

　　B30《今日湖北》，1999年9月号。

　　B31《红岩春秋》，2002年第5期。

　　B32《北京档案》，2005年第11期。

　　B33《曲艺》，2007年第11期。

　　B34《党员干部之友》，2007年第12期。

　　B35《曲艺》，2008年第2期。

　　B36《曲艺》，2008年第2期。

　　B37《曲艺》，2009年第2期。

　　B38《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B39《阅读与写作》，1997年第2期。

　　B40《曲艺》，2008年第3期。

　　B41《曲艺》，2009年第3期。

　　B42《中国电视》，2000年第8期。

　　B43《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

　　B44《中外管理》，2005年第8期。

　　B45《新闻周刊》，2002年11月4日。

　　B46《新闻周刊》，2002年11月4日。

　　B47《北京观察》，2004年第3期。

　　B48《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B49《曲艺》，2007年第1期。

　　B50《曲艺》，2007年第2期。

　　B51《曲艺》，2008年第4期。

　　B52翁偶虹《北京话旧》，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B53翁偶虹《北京话旧》，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B54翁偶虹《北京话旧》，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B55《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作者：李小红 来源：《艺术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