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想史阅读感言
新闻评论写作与思想史阅读
新闻评论写作与思想史阅读上个月，当我把自己的新书《想得很美乌托邦的细节设计》，送给一位新闻界朋友的时候，他随口问到：这是一本评论集吗
当然不是。
但是，他的问话使我忽然想到：这本思想史的通俗读物中真的与我的本行新闻评论一点也没有关系吗
实际上，至少在与环境和谐相处的需求和在劳动交换领域的理想实验中，数百年来的人类思想史延伸进了当代实践，而且进入了新闻报道，这就使我在一篇新闻评论中与它正面相迎。
早期乌托邦作品中初级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分配形式，是在各地广设公共仓库，各家各户按照自己的需要或配给定额直接到公共仓库领取。
到了19世纪，德国社会主义者魏特林设计了一种以记录个人对社会的劳动贡献的交易小时作为消费结算单位的交易簿；而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贝拉米的乌托邦小说《回顾》中则设计了一种取货证，两者功能相近，其共同之点是：避开了货币这样一种可能产生资本积累和金融风险的一般等价物，但放弃了早期乌托邦作品中的实物分配方式，而创造了更为灵活的、价值形态的劳动交换方式，从而为个人的自由选择留出了空间。
尽管放弃货币至少从目前看是一个不可能得到普遍实践乌托邦空想，但是，上述设计思想并未止于19世纪。
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和日本许多城市的志愿者中就流行着一种时间货币制度：参加慈善工作的志愿者从别的志愿者那里得到以时间为单位的报酬。
一套计算机系统登记着每一时间货币（time－doll
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感想
人的全面发展是全面发展教育的目的，全面发展教育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保障和教育内涵。
(1)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教育的共同追求 ①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马克思主义从分析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生产关系入手，指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手段和途径。
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即指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充分、自由、和谐的发展。
②西方思想家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的观点。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主张和谐教育。
夸美纽斯在其名著《大教学论》一书中，提出了泛智教育的理想，希望所有的人都受到完善的教育，使之得到多方面的发展，成为和谐发展的人。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是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
教育的目的和本质，就是促进人的自然天性，即自由、理性和善良的全面发展。
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倡导教育应以善良意志、理性、自由及人的一切潜在能力的和谐发展为宗旨。
(2)全面发展教育是诸育和谐发展的教育 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是指人的完整发展，即人的各种最基本或最基础的素质必须得到完整的发展，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是把人的基本素质分解为诸多要素，即培养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等方面获得完整发展。
①四育的基本内涵。
②德、智、体、美各育都具有特定的内涵、特定的任务。
③德、智、体、美各育在人的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可以有发展程度上的差异，或者有发展顺序的差异，但不可偏废。
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收获
中国政治思想史读后感：很多的时候，感觉这位中国的创始人的思想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睿智，真的让人莫名的崇拜。
是他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是他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潜移默化中，他的思想已被我们所接受，他的理念在延续，影响着中华儿女。
就所学的知识，我谈点具体的感受。
课本就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中作了详细阐述。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八十年中，中国人民为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事实表明：“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寻找先进理论，以开创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历史产物，是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经过探索和比较后所选择的革命真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在内容上，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揭示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并把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理论，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形式上，它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的民族形式。
就是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
毛泽东思想以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为三个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而形成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是对党和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群众路线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的，是实现党的宗旨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体现。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方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历史是真理的最好注解。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作了科学分析，毅然抛弃了苏联“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深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并最终依靠这条新道路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任务——社会主义改造。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创造性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用和平方式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提出的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并对这一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
尽管这一探索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却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上述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 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思想，提出了“三个代表”党的建设理论。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地概括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根本任务，集中反映了党的先进性和阶级性特征，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运用唯物主义观的重大成果，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三个代表是对于历史规律性与必然性的把握，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根到底是为了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我们党从建立开始就以中国社会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代表的姿态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政治上实行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在经济上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掌握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从而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然而，由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又缺乏经验，使得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走了许多弯路，使人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恢复和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特点，提出并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历史的经验表明，只要我们党坚持和把握了三个代表，我们就能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胜利。
能否坚持三个代表，是关系到党能否保持先进性和领导核心地位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宏伟纲领和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行动指南。
在这一个学期的学习中，我深深认识到毛泽东为党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理论和实践，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其影响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他是改革开放的理论源泉；也表现在空间的拓延上，他是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理论原点，成为人类社会精神寻求归宿的一座丰碑。
统观人类思想史，觉得他们好傻啊，有人来反驳一下吗
用脑子的都不傻。
只不过他们能学的前人知识少，他们需要自己去探索和思考。
努力了就不算傻，何况后入又怎么样看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
所以不要因为前人的时代局限而嘲笑他们。
跪求一篇中国社会思想史读书笔记 3000字以上 时间有限
中国社会思想史读书心得 一 关于本书南开大学王处辉主编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2年版。
本书由几位学者合力编撰，采纳国内外已有的最新研究成果，用最简约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中国自上古至20世纪初的社会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特点，体例宏大，按照时代顺序一路道来，从原始社会至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思想一直论述到近代时期的社会思想，具有清晰的历史脉络，可使读者理清和把握中国社会思想的流变与顺承；此外，编撰者运用社会学理论视角与专业素养，“从人性、人的欲望、社会化、人际互动、社会规范、社会控制、社会理想等方面入手，发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与社会模式的认识、观念与规划，并作出独具特色的理论诠释”[①]，可谓功力深厚。
本书在论述先秦时期各家社会思想时，对所引原文做了注释，便于加深我们青年读者对古典文献的理解，以利于提高学习效果，作为一本教材，这可以说是一大人性化特色，可见编撰者用心之深。
本书共七篇四十九章。
各篇分章内容如下：第一篇绪论，介绍社会思想史的定义与研究方法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是历史与现状综述。
第二篇原始社会至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思想，内容包括原始社会的社会思想、古代神话中反映的社会思想、夏商时期的社会思想和西周时期的社会思想。
第三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思想，论述轻天重民思想的发展与叔孙豹的“三不朽”、老子的社会思想、孔子的社会思想、墨子的社会思想、孟子的社会思想、庄子的社会思想、荀子的社会思想和韩非的社会思想。
第四篇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思想，阐述了《礼记》的社会思想、陆贾与贾谊的社会思想、董仲舒的社会思想、王充的社会思想、王符的社会思想、道教《太平经》的社会思想、魏晋玄学家的社会思想、魏晋时期佛教的社会思想、葛洪的道教社会思想和鲍敬言陶渊明的乌托邦社会思想。
第五篇隋唐宋元时期的社会思想，主要有隋唐佛教的社会思想、隋唐道教的社会思想、韩愈的社会思想、柳宗元的社会思想、李觏(gou)的社会思想、王安石的社会思想、张载的社会思想、程颢程颐的社会思想、朱熹的社会思想、陈亮的社会思想、叶适的社会思想和邓牧的社会思想。
第六篇明清时期的社会思想，论述王守仁的社会思想、何心隐的社会思想、李贽的社会思想、黄宗羲的社会思想、顾炎武的社会思想、王夫之的社会思想和唐甄的社会思想。
第七篇近代时期的社会思想，包括龚自珍的社会思想、魏源的社会思想、洪秀全洪仁玕的社会思想、郑观应的社会思想、康有为的社会思想和孙中山的社会思想。
二 内容梳理（隋唐宋元时期社会思想之前）第一篇 绪论通过考察前辈学者对社会思想的定义，并借鉴各种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成果，王处辉指出:“社会思想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念、构想或理论，属理论社会学的范畴。
”[②] 他的这种研究理路,主要基于对“社会思想”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科学界定。
这个定义严格界定了社会思想的研究对象，“在社会思想史与其他思想史研究之间划出了具体的边界，从而使社会思想研究具备了切实独立的自性，并且论证了社会思想史研究在社会学学科体系中的具体位置，进而使社会思想史研究获得了明确的学科归属。
”[③]在界定“社会思想”的基础上，作者给出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定义与研究对象：“中国社会思想史就是研究历代中国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点、构想或理论发生、发展和继承的内在历史过程及其特点与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
”[④]从这个定义中可见,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为社会生活、社会问题与社会模式这三个彼此相关联的方面。
在探讨中国社会思想史具体的技术性方法上，本书采用国别法、阶段法、学派法、人物法和著作法等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模式。
在宏观划分中多采用国别法和阶段法，而在具体论述思想内容与演变时多采用学派法、人物法和著作法，因为任何思想学派都是由一个个思想家代表构成的，他们的论述是代表了一定时期、一定阶层的社会思想的。
分别研究每个思想家的社会思想，审定他们的思想，从中梳理发现有意义的社会思想。
本书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辨证唯物论、斯大林的人类五种社会形态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的思想统摄全局，一以贯之，通篇论述系统连贯，无窒涩之感，但这也有不足之处，任何一种思想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把所有的社会现象总括在内，总不可避免有各种“例外”，但如果把这些“例外”强行塞进设定好的框架内，就会显得机械、简单、粗暴，是一种不求甚解的行为，没有说服力。
实际上，中国社会思想必须回归历史情境对传统文化思想进行的社会思想开发，不仅是由古代汉语转换为现代汉语的过程，而且也是传统思考方式向现代思考方式的转换。
用任何一种理论框架强行架构都是不合理的。
这只是个人的一点疑惑，无他。
当前，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取材与研究中心问题上，所有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都是取材于中国历代精英思想家的著作，以精英思想家的社会思想为其研究对象。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关注较多的内容，是精英思想家关于社会问题和社会模式的观念、主张和设计。
这种研究内容和视角的选取，不仅仅由于研究所需文献和资料多寡的问题，而且也在于从古至今思想与社会互动的问题。
古代思想家对社会现实的回应，主要着眼于治国平天下，他们的思考也习惯性地专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维护社会秩序，最终达成一种理想社会。
本书则提出中国社会思想应分官方、士林和民间三个层次来综合论述，单一阐述以精英思想家为代表的士林阶层思想则显单薄与片面，提倡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民间社会之大众生活理念的层面，对中国的精英与民间的社会思想都有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
第二篇 原始社会至夏商西周时期的社会思想限于文献资料考古文物的缺乏以及研究程度的不系统，在原始社会的社会思想方面，论述较为简略，只从原始社会历史研究中如氏族公社、原始宗教、社会习俗和巫觋（xi）文化等描述当时社会场景、秩序和社会思想。
古代神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大禹治水、后羿射日、伏羲之生等感生说反映原始人类在长时期同大自然和其他动物共存斗争中得到了初步胜利所引起的作为“人”的自豪感，人由神亲手创造而且人像神，以别于其他生物，这就决定了人类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
感生说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社会状况和人们观念中妇女社会地位高于男性的思想。
神话传说也反映了原始社会后期更为文明化的社会思想，但它们是非常粗浅、简单而不发达，又各不相关没有系统，绝大多数是反映人和自然斗争的情况，人与社会关系的则很少，隐约反映出一些关于社会生活和社会进化的思想，但不完整。
从夏商到西周时期的社会思想的趋势，是从重视神事向重视人间事物的方向发展，其思想文化由氏族社会后期的以巫术文化占主导，发展为殷商时期的以祭祀文化为主导，再发展为西周时期的以礼乐文化为主导。
夏商时期巫觋文化转向祭祀文化，祭祀礼仪逐步规范化，是这一时期社会规范的主要内容，发展到周代，这种源于祭祀的礼仪规范又进而逐步脱去祭祀的外衣，演变摆脱宗教内容的社会规范体系，即所谓“周礼”或“礼乐文化”。
这种社会思想发展的大趋向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社会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这便成为后来的儒家社会思想文化之滥觞。
商代社会行为规范思想是以“德——礼——孝”为主导的思想体系，宣扬神权，重视个人修养和人的社会行为规范，“控制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以整合社会秩序，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它是殷商奴隶主阶级的社会思想。
”[⑤]西周宗法制和封建制反映当时的社会组织思想，周代确定了以身份为继替标准的原则，由此形成了一个社会控制组织体系，宗法制思想，标志着古代中国社会组织思想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而西周的封建制度则兼顾了政治上的实际需要及历史文化上的深远意义，人并不只是在空间上结群，还要在时间上、历史文化传统中与古人及后代认同，它成为后来中国儒家社会组织理论的思想基础。
礼乐制度是西周的社会规范思想，礼治思想以亲亲、尊尊为主要原则。
宗法制度所设计出的是西周奴隶主阶级治理社会的组织框架，礼乐制度所设计出的则是在宗法制度之中调解内部各种关系，维护贵族特权的行为规范，西周的礼乐制度和社会规范思想，是在宗法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周公旦的天命随德行而转移的观念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想，表明社会人生的重心，已经从天帝鬼神一边转移到人类内在德行一边。
周公旦的社会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敬天、明德、保民思想体系之中，对后世影响很大。
他代表了君师合一的理想，成了后来儒家理想的政治楷模，天命随民心与德行而转移的思想成为后世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滥觞。
第三篇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思想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大解放时期，这一时期的很多社会思想对后世产生过巨大影响，有人称这个时期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勃兴时代”，是“中国社会思想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⑥]春秋时期出现的重民社会思潮，是从氏族社会后期巫术文化所反映的社会思想的发展，到夏商时期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再到西周初期宗法制度、礼乐文化及周公旦的敬天、明德、保民思想等一系列社会思想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中国社会思想已经形成独自的特色，也标志着中国社会思想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⑦]此后，研究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社会问题及从现实的世俗社会出发设计理想社会模式，成为中国社会思想的主流，而曾经作为主流文化的巫术文化，则相对退居为非主流的行列。
春秋时代鲁国大夫叔孙豹提出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论是春秋时期这一社会思想转向的典型代表。
它完全摆脱了“天”或“天命”对人生价值的影响，表现当时中国人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对社会、对他人做出有益的事业，这样，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可以死而朽，但他所建立的德、功、言则可以永垂不朽。
这样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代表了春秋时期中国社会思想转向和发展的趋势，同时也表明，至晚到春秋时期，中国社会思想的社会本位和伦理本位的特色已经形成。
孔子以礼作为自己社会规范思想理论，礼看似是对人加以限制，造成分别，其实作用在于调和人与人的关系，使相通和如一体。
“礼乐”并举，“诗礼”并称，“礼”代表了规范性、道德性的一面，“诗”与“乐”则代表了整合性、艺术性的一面，孔子强调规范性与整合性兼顾，道德与艺术合一的理想境界，然而后世的儒学，尤其是自宋代以后，弥漫着一种泛道德主义，这种泛道德主义又常与政治相结合。
“道德的绝对化易流于自以为是的意气用事，道德的政治化则沦为意识形态，以道德的名义迫害异己。
二者之病都在于不宽容，不宽容是由于把事情看成非黑即白，没有调和的余地。
”[⑧]后世儒学则走向了刚毅一路。
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克己”是一种人的心理素质的修养，要把“礼”的规范内化为人们的思想和日常生活的行动中。
孔子理想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整合思想是建立在社会群体中人与人相互信赖的基础之上的。
他的社会思想始终是一种入世的人生教训，强调“信”是维系社会是群体生活秩序和谐运行的关键。
墨子的社会思想有很强的平民意识，反对贵族阶级，提倡所有人都过一种无差别的生活。
其学说大多针对社会问题而发，所以有短视之嫌，一种学说要根据其超越性而衡评其价值，能旷观玄览于人文历史的繁变而窥见人类之一般性、共通性的问题，才能超越时代、地域、文化的限制而具有永恒的价值。
墨家学说在战国之后便销声匿迹，这也是一个原因。
墨子具有一种宗教家一般的救世热忱与伟大人格，艰苦卓绝。
其学说注重实利，它并不致力于学理的细密探讨，而是崇尚实行，常站在纯经济的立场上看问题；具有一种社会反叛性，重在批评当时的社会状况。
孟子提出性善论，有利于启发人的自信，鼓励人们努力向上，有利于社会倡导教化，规范行为，寓含人人平等之义，并包含人文历史演化的思想。
提出社会分工思想，“通工易事”，肯定了脑力劳动。
其社会整合方案观点主要有“与民同乐”论和“制民之产”论，以民为本，上下兼顾，彼此相通。
并以“仁政”作为其社会治理方案，“不忍人之心”、“推恩”、“寡欲”、“养心”、“反求诸己”、“明人论”等等。
荀子提出性恶论，他的社会思想的核心的强调礼乐教化的价值，性恶论即时围绕这一宗旨，为突出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而提出的。
荀子极其重视师法教化的作用，对“礼”与“乐”的社会功能作了最系统、最深刻的探讨，认为礼具有满足人的欲望，建立社会生活秩序的功能，人类根本心情的表达，是对人类自然本有情感的一种恰当安排，乐具有调适社会关系的功能。
礼和乐都具有规范人们行为和调适人与人关系的功能，只是“礼”侧重于外在的刚性规范和调适，“乐”则侧重于内在的柔性规范和调适，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社会生活秩序长期稳定协调发展。
荀子理想中的社会模式就是“至平”社会，是一个“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的社会，一个等级森严而有序的社会，一个明确社会分工的社会，一个“群道当”的社会，一个人们的基本物质欲望都可满足的社会。
荀子的社会思想有一种儒学法家化和重人轻天的倾向。
小结本篇，作者对儒家思想推崇备至，溢于言表，以赞赏的视角阐述儒家的治国方略和社会秩序的构建，以沉稳笔风论述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思想，宽容并包，集各家所长，较为深刻透彻。
对墨家思想的评价可谓精彩纷呈，独到精辟，可成一家之言，尤其是在论述儒墨两家异同时，作者广征博引，胸中洒落，比较各家长短优劣，酣畅淋漓，读之让人拍案以和。
但对老子和庄子思想的论述则显心有余而力不足，认知不深，没有纵览全局的概述，仅就老庄著述的只言片字进行解说再解说，泛泛而谈，就在“庐山”中盘旋，对老庄的精深思想体悟不深，读之味同嚼蜡。
编撰者对韩非思想论述时情绪化较强，失之偏颇。
个人认为韩非思想中是把政府与社会对立起来，特别强调和推崇政府至上，主张政府用各种措施打压社会力量。
其实，这也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建构和整合，只不过它是以民间社会的破坏为代价换取上层政府的安逸，这是一种不宽容的政治。
当政治秩序和强制性权力难以深入人心是，只能建立强制性的法，社会由内部自治转变为外部强制，一旦外部强制力减弱，社会就会陷于无序，天下大乱。
韩非的法家思想走向了“术”的狭窄路径。
第四篇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思想“东汉时期，谶纬的流行，今文经的谶纬化，使经学的内容更为空疏荒诞，也就降低了儒家思想对社会的解释力和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性，所以到汉魏之际，社会思想发展的大势，就是对两汉儒家经学的改造和超越。
”[⑨]汉代儒学经学谶纬化的结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玄学盛行、道教佛教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儒、道、佛三教鼎力的局面，三教以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设计和建构社会整合方案。
陆贾崇尚无为而治、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其社会理想是社会处以一个无为的状态中，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怡然自得，都能够各得其所，社会不用坚甲利兵和深刑刻法来控制和整合社会，而是社会的统治者已经不言而信，不怒自威，垂拱而治。
贾谊对当时社会出现的弊端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如藩镇问题、社会积蓄问题、奢侈问题、社会风俗问题等，根据这些问题他提出了社会秩序整合思想，不可泥古不化，要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当前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合时宜的方针与策略，主张礼法并用，以礼治为主的方法进行社会整合。
本书认为董仲舒的人性论，实际意义就是要把地主阶级的阶级性说成善性，是具有天生就能合于社会规范的“圣人之性”，而贫苦的人民只有恶性，是天生不可教化的，社会中间阶段，则可以通过教化，成为遵守规范，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人。
这种说法虽有很强的战斗性，但我认为作者这样分析太过狭隘，可结合王符论人的社会化思想来理解董氏的人性论。
王符认为，从职能上讲，有“上智与下愚之民”，但这是极少数，而“中庸之民”为大多数，关键在于通过教化让他们习得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
两汉关于社会人的智愚划分，先有董仲舒，再有班固，又有王符，一路下来，其实上智与下愚划分的最终目的是强调中间绝大多数的“中庸之民”，是为了突出教化对个人和社会的塑造功能，教之以礼，辅之以法，使之尊礼守法，各得其所，安居乐业， 社会和谐。
这也是一种社会秩序的构建与设计。
王充的人性论思想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人之性，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关键在于社会教育和熏陶，并指出学得社会规范的途径：自己主动学习，尊长的教告劝勉，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社会秩序理乱的论述中王充陷入了社会宿命论，他虽认为社会的变迁与治乱不是由天决定的，但是受“时”“数”等超现实社会的因素所制约的，人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
道教《太平经》论述了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衣食男女、社会平等思想、财产公有思想、人人劳动自食其力的理想社会。
葛洪所倡导的社会思想包括游仙避世思想、社会控制思想、无忧无虑的神仙社会等。
葛洪的社会进化思想值得珍视，葛氏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变迁的，古不如今，今胜于古。
佛教的基本社会思想是“四谛”说、“八苦”说、“轮回”说和“因果报应”说等。
四谛是指苦、集、灭、道。
苦谛是讲现实社会存在的种种痛苦现象，集谛是讲造成这些痛苦的各种原因，灭谛是讲佛是最为理想的无苦境界，道谛是讲为实现佛教的理想境界所应遵循的手段和方法。
高僧道安主张佛教从现实社会中更彻底地超脱，理想的归宿是距离现实社会更远的境界这是道安整合社会生活秩序的思想。
高僧慧远的社会思想进一步体现了儒、玄、佛结合的趋向，“三世报应”中的现报、生报、后报之说，将人们社会行为善恶的报应时空扩大到前生乃至数生之前或来生，乃至二生、三生、百生、千生之后，这是对佛教本色化的一种发展和推动。
关于魏晋玄学家的社会思想的一点思考中国文化中堪称“风流”一脉的，可谓“魏晋人物晚唐诗”。
魏晋玄学家“清谈之起，其远因由于汉季以来学术思想之转变与解放及佛教东渐教理之启迪。
”[⑩] 关于玄学之起因，前文已经提及，此不赘述。
就其社会思想嬗变而言，贺昌群对此的论述可谓一家之言，“是知文化思想之盛衰，盖有随时救弊之义焉。
周末百家争鸣，至汉而整齐之，以名物训诂之实救其虚，实之弊必流于烦琐，魏晋六朝玄学以虚救之，虚之弊空疏，隋唐义疏乃以实救之，宋明理学复以虚救隋唐之实，清代朴学又以实就宋明之虚”。
[11]“大抵大一统之世，承平之日多，民康物阜，文化思想易趋于平稳，笃实；衰乱之代荣辱无常，死生如幻，故思之深痛而虑之迫切，于是对宇宙之始终，人生之究竟，死生之意义，人我之关系，心物质离合，哀乐之情感，皆成当前之问题，而思有以解决之，以为安身立命之道。
”[12]（注：不确定是否是第58页，当时读书笔记做得不正规不完整，以前抄书时只记自己感兴趣的观点，大段抄写时没有标明页数变化等细节，借到贺氏本书时我会再查。
）本书对魏晋玄学家社会思想的论述不够深刻，失之偏颇，用阶级斗争富有战斗性的理论来框自然旷达而真性情的魏晋玄学，显然力不从心。
本书从政治权术方面来介绍何晏、王弼的社会治理方案，认为其目的在于使皇帝成为傀儡，使何、王一方的大臣得以专权；其“无为而治”的目的是愚民，为贵族的放荡的生活制造理论根据。
在这里，笔者想借用 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我不认为中国魏晋的士大夫群体们有如此险恶之用心，有如此低下的社会道义责任感。
作为传统社会精英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他们对社会秩序构建、历代王朝治乱盛衰的理性思考及寻求国家治康以避免社会动荡的实践，从未停止。
身处乱世，面对社会的动荡，这些敏锐的社会精英和知识人，“为了消除战乱达成安康，他们想象曾经在过去存在的美好世道，作为当下社会现实的镜像，希图借鉴黄金时代的社会运行机制，安排乱世走向秩序。
”[13]可谓一语道破。
中国古代第一次社会秩序的崩溃是在春秋战国，屈原的《天问》则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对社会秩序的追问与反思，第二次社会秩序的崩溃是东汉末。
社会秩序崩溃，魏晋南北朝知识分子们出于对社会秩序的重构及终极关怀的社会道义责任感，兴起了终极价值本源的探索，并不仅仅是单纯的避世放诞行径。
以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的所谓的“名教致乱论”也并不像本书所探讨的那样，其实他们绝对不反对名教，而是反对被当权者渲染后形式化的名教。
他们想重建有效的社会秩序。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士大夫阶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居功至伟。
没有魏晋这一代人的思考，儒学在宋重整，是不可想象的。
“当何晏风徽鼎盛之时，有不世之天才王弼出，故树立清谈之宗风，开玄学本体论之端绪，合儒道之第一义而为形上之学，降及六朝，与佛教之般若相结合，隋唐时代复位禅宗所攀连，至宋儒学遂集此数者之大成而归结于经典之解释，此即宋明时代之理学，在中国文化思想上完成一伟大崇高之哲学体系，则弼可谓天纵之智也。
”[
论文 学习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收获 不低于2500字
学习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收获 摘要：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在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英国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马歇尔完成了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古典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
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
８０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
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
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
这自然是有道理的。
我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一、古典体系 在１９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
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
而在１７５０－１８７０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
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
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
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
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
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
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４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
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ＬＲｏｂｂｉｎｓ）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１９７６）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在斯密５２岁完成的５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１２０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
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１８１７）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
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１８１７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
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
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Ｄ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７５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１９８１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
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ＭＢｌａｕｇ）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
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１８２３年李嘉图死后的１０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
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
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
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１９５４）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ＦＫｎｉｇｈｔ）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１９５６）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
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
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
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
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１９世纪没有第２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
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
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１９４２）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
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
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
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
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
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
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
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
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ＰＳｒａｆｆａ）所作的卓越贡献。
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ＦＲａｍｓｅｙ）和冯诺伊曼（ＪＶｏｎＮｅｕｍａｎｎ）一样仅靠３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
特别是，他于１９６０年出版的仅９９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
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
１５０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１９２９年５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Ｆ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３０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２０页以上。
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１８９０）和《工业与贸易》（１９１９）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
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ＭＷａｌｒａｓ）、古诺（ＡＣｏｕｒｎｏｔ），德国的屠能（ＪＴｈｕｎｅｎ）和英国的杰文思（ＷＪｅｖｏｎｓ）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２０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
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
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５０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 机械”。
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
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
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
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
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
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
他在１３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１９２３）、《货币论》（１９３０）和《通论》（１９３６）。
《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
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
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
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
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
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５６页）这句话
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
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
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
’”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
在２０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
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
事实上，已经５０岁的凯恩斯和一批２５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
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ＲＫａｈｎ）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ＪＲｏｂｉｎｓｏｎ）、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Ｒ Ｈａｒｒｏｄ）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ＪＭｅａｄｅ）。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２６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１９０３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３篇论文。
拉姆齐的这３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１９２６）、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１９２７）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１９２８）。
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
“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１９７０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ＷＢａｕｍｏｌ）教授等一批学者在７０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
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
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论文发表７０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ＪＭｉｒｒｌｅｅｓ）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拉姆齐的第３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
她１９２２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
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
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ＮＫａｌｄｏｒ）和卡莱斯基（ＭＫａｌｅｃｋｉ）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
１９２８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
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
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３０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
罗宾逊夫人１９３３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
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
然而在３０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
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
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
１９４２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１９５６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
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
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
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
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
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
８０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
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１９７６年的英文第１０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１６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１９４８年第１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
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
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
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
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
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
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１９７０），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５０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
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
他２５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１９４７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
１９６６－１９８６年连续出版的５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３８８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３０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
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
在哈佛的５年学习以及后来在ＭＩＴ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
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８２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３０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ＪＶｉｎｅｒ）为首的反对英国３０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
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１９００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ＨＳｉｍｏｎｓ）和德累克特（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４０－５０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
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
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
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不过，尽管如此，在３０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
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
有意思的是，在５０－６０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ＷＷａｌｌｉｓ）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１９４６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ＯＬａｎｇｅ）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
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
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
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１９７９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５０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３０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
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
弗里德曼在１９５３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挑逗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
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
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５０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
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
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５０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
ＨＧ刘易斯（ＨＧＬｅｗｉｓ）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１９５９）和加里贝克尔（ＧＢｅｃｋｅｒ）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１９５７）是早期的两个例子”。
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１９９２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
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
莫迪里安尼（Ｆ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和米勒（Ｍ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５８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
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
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ＲＬｕｃａｓ）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
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
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７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５０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
“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
１９３９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
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
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
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１９５８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
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ＲＣｏａｓｅ）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
他１９６０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
科斯是１９９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
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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