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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好男儿，绝对唱响，快乐男声，我型我秀都是什么时间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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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高徒》西安赛区选拔赛启动在2008年沉寂了一年的选秀节目如今再次登场，江苏卫视的《名师高徒》率先拿到国家广电总局的“绿卡”，并已在全国拉开海选大幕。
昨天，由西安教育台承办的《2009飞扬新声·名师高徒》西安赛区选拔活动在西安万达广场启动，歌手们的激情演唱吸引了众多群众围观。
旨在选拔华语歌坛明日之星的《名师高徒》眼下已得到各地众多流行歌手和歌迷的响应，选拔现场气氛火爆。
据悉，西安赛区历时两个月的选拔活动分为预热赛、正式海选和晋级赛三个环节进行，从现在起，入围选手将在延安大学、陕西师大等省内8所高校展开现场PK，“五一”期间还要举行专题演出活动，最终选出两名选手参加江苏卫视举办的总决赛，届时他们将与当红歌星同台展艺。
西安教育台、陕西音乐广播将对此项赛事进行全程报道。
（西安晚报）
书香家庭申请书怎么写
昌乐外国语学校第二届读书节“书香家庭”申报表刘琳可父家名
【第5句】：3母家中是否有书架橱）（有）家庭藏书（160）本。
书香环境孩子每天课外读书时间（60-80）分钟。
每天家庭成员共读时间（60）分钟。
《会走路的的小房子》2014年家庭阅读书目《忠诚的流浪狗》《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城南旧事》学生姓名所在班级联系电话13675362789《贪玩老爸》《漂亮女孩夏林果》《想变成人的猴子》《绿狗山庄》《狼王梦》亲子读书感言假期中我和妈妈一起读了一本《会走路的小房子》，通过读书，我也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做人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心中不要有仇恨，不然会被仇恨蒙蔽吧双眼。
别人帮助你，你要记在心里；你帮助了别人，不要记在心里，要友好地交友，不要被所谓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李白说过：“天生我才必有用。
”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很没用，总有一项是自己能做好的„„。
就像小房子一样开始的骄傲自大使自己也成为了一个破烂不堪的房子，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使它良心发现，发誓改过自新，所以得到了小跟头和小翘辫的帮助，变成了世界上最漂亮的小房子。
“书是人类的营养品”。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和妈妈体会到了读书的快乐。
读书能让我们学到知识，还可以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我们以后要多多读书
孩子的阅读兴趣和习惯离不开家庭读书氛围的熏陶。
我们家只是普通家庭，没有多大学问，但我们知道读书的重要性。
所以我
麻烦帮我看看这几句韩文什么意思， 谢谢
마음이 아프다. 얘기를 안하니..都不说话，我好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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남의 여자 탐해놓고 어떻게 뻔뻔하게 나한테 그럴수 있냐... 야 하늘이 보고있다... 잘사나 두고볼거다 쓰래기 같은 자식아碰了别人的女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啊，老天在看着呢。
我会看着你（会不会过的好）的，像垃圾的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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미지막경곤데, 사내새끼가됐든 기집년이됐든 진짜 내꺼한테 껄떡되거나 되먹지도 않은말자꾸 씨부리고다니는새끼들, 마지막이야정말 사람인내심테스트하지마 머리끝까지 차올랐으니까 这是最后警告，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老说没分寸又过分的话的混蛋们。
这是最后，真的不要在挑战别人的忍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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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气上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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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씨망 군대 어서 영주권 따고 미국서 잠수탈레】在
【西芒
】军队领取永久居住权，在美国做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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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句感觉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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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意思翻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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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都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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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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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同宿舍同学结婚，邀请我代表宿舍发言，请问有发言稿吗
这还要什么发言稿，可着劲的吹捧舍友呗，把他描述成上的厅堂、下得厨房的好男人
关于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叙事的研究现状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指导教师：贺仲明 作者：张乐乐 摘要： 对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研读和思考，体察作者怎样从女性形象入手，探究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文化环境中的人性，通过塑造性情各异的女性形象表明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从而关怀人生。
关键词：严歌苓 女性形象 人性 关怀 严歌苓是我欣赏的一位当代华文女作家。
她自己本身的经历就是一部传奇。
五十年代初，她生于上海，十几岁当了兵，学过舞蹈，数次随部队进藏巡回演出，踏进那片神秘的土地，还经历过共和国动乱时代的末期风云。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她强烈要求去前线做一名特派记者，目睹了许多生与死、血与火的场面。
她三十岁才开始学习英语，之后移民美国，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习写作，获硕士学位。
在国外，她拒绝依靠有钱亲戚的资助，勤工俭学，当过餐馆服务员、保姆……她的经历对她的写作气质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江南女子的敏锐和细腻，在她作品中发挥到了极致，她所经历的时代和曲折丰富的情感体验，又在她的人格构建中打印着苦难意识和悲情意蕴，使她的作品透露出女性作家少有的广度和深度，既客观、冷静，又有调侃似的幽默。
出国之前，她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已是作家协会会员。
出国之后，短片小说《少女小渔》、《女房东》、《海那边》、《红罗裙》频频摘取了台湾文学各种大奖的桂冠，长篇小说《扶桑》、《人寰》、《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在美国、台湾或内地都取得了较大的反响。
为什么喜欢严歌苓呢
是因为她的作品中的主角大多是女性形象，引起同样是女性的我的某种共鸣吗
是因为她作品涉及到绵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领域，让读者不由地随着她简练优美形象的文笔进入一个又一个未知的世界和心灵
还是因为被称为新移民作家的她通过作品带给我一种新异的价值标准和文化气息，让我警醒呢
下面，谈谈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给我的一些思考。
女性形象的基本类型和特征——边缘人，体现出作者独特的价值判断。
正如她所说“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内地的年轻女人”①，她的作品中也活跃着一批中国内地的女性，她们生活在不同的时空领域，身份、性格迥异。
按地域、时代来看，有跨度百年的新老移民，如扶桑、小渔、海云，在大洋彼岸演绎着自己的挣扎沉浮；有20世纪30年代河南农村的寡妇葡萄，有用一生守护爱情的女话剧演员田苏菲，她们无视身边的一场又一场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始终如一地坚守着心中的“圣地”；有《白蛇》中的孙俪坤、《雌性的草地》中牧马班的姑娘们、《天浴》中的文秀等，为读者展现出一幕幕熟悉又陌生的触目惊心的文革画面；还有生活在当代的农村女子潘巧巧，被拐卖而沦落风尘，用她短暂的悲剧的一生，演绎着处于转型期的大陆人，人性与利益、欲望的争夺…… 严歌苓1980 年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学习时，不但接受了严谨的英文写作的训练，而且开始吸收西方世界“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对“人”的价值观的透视，开始用西方文艺理论的价值判断来重新审视“东方人类”。
“这些‘中国女人’，首先有一个“中国”的身份，就带有西方社会对古老东方的‘弱族’判断，再加上一个‘女人’又是一层中国父权社会的凌越歧视，双重的‘ 压迫’感造就了她笔下更为‘弱上加弱’的女性人物形象” ⑴。
不管是哪个时代的移民，还是生活在大陆的各色女子，她们的身份、思想都与主流文化的价值判断相去甚远，她们都是游走在社会主流之外的边缘人。
作品中，这些女性人物，在各种文化、政治、观念的夹缝中磨砺辗转，呈现出令人震撼的丰富深邃的“人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悲悯之情。
从女性形象入手探究人性，关怀人生。
文学就是人学。
马克思认为人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
当严歌苓用文学的形式，再现客观生活的原态，表达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切和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叩问时，她选择了怎样一个视角和锲入口呢
在谈到以大陆文革为题材的作品时，严歌苓曾说：“我到了国外之后，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写的。
我不想控诉某个人。
我只想写这样一段不寻常带有荒谬的历史运动，让我们看到一种非凡的奇怪的人性。
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
” 她还说，“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
”也许在严歌苓眼中，女性更敏感，通过女性这一斑，可窥见全豹吧。
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人物有一个共性，就是她们都有一点点迟钝，有一点点缺心眼，是边缘的，弱势的。
可就是边缘弱势的女性却如一滴水一样折射出丰富复杂的现实和人性。
《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小菲，她对爱很执著，不管社会对她的丈夫是如何的定性，如何的贬低与批判，打入十八层地狱，簇拥在丈夫身边的同性异性都“树倒猢狲散 ”，她都死心塌地地爱他、崇拜他。
甚至庆幸于这个剥夺了丈夫一切权利荣誉，使丈夫依赖于自己的动荡时代。
她对他的爱是一种本能的、直觉的爱。
这种爱古典，原始，是与现在的功利社会隔绝的，像罗密欧和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
与这样的爱比起来，现在的“爱”显得猥亵和卑劣。
在《扶桑》中严歌苓有一段有关“出卖”的感言：“人们认为你在出卖，而并不认为我周围这些女人在出卖。
我的时代和你的不同了，你看，这么多女人暗暗为自己定了价格：车子、房产，多少万的年收入。
好了，成交。
这种出卖的概念被成功的偷换了，变成了婚嫁，这些女人每个晚上出卖给一个男人，她们的肉体像货物一样聋哑。
这份出卖为她换来了无忧无虑的三餐，几柜子的衣服和首饰，不止这种出卖，有人卖自己给权势，有人买给名望。
有人可以卖自己给一个城市户口或美国绿卡。
有多少女人不再出卖
一一难道我没有出卖
多少次不甘愿中，我在男性的身体底下躺得像一堆货
那么，究竟什么是强奸与出卖
”② 现代社会离婚、婚外恋，一夜情，“才貌双全榜大款”，“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种种名目繁多的钱、权、性交易屡见不鲜，很多女人不是因为爱，是因为利益而出嫁。
她等于买给这个男人，是一次性批发的，而妓女是零售的。
“所以别去指责那些零售的，因为你是批发的。
” 这真是正中时弊，而且超出了性别职业的限定。
许多人不敢这么讲，不敢坦然面对，而严歌苓却很坦诚的喊了出来。
这不仅表现了她的大胆，敢于直面现实，更是一种对人类生存现状的文化关怀。
《第九个寡妇》中葡萄在这一点上和田苏菲很相似，她的公公被土改队定性为地主恶霸，被枪毙，但葡萄不为所动，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还剩一口气的公公从刑场背回藏在红薯窖中，一藏就是近30年。
在别人看来，葡萄有点不知时局、执迷不悟的感觉，但却表现出一种最本色的善良与大爱。
也许在作者眼中，这是人最自然的本质，没有被文明制度污染的本性。
现在，我们回顾这段经岁月淘洗后的历史，关于阶级、政治、解放、地主恶霸这些观念显得陌生，这段岁月显得荒诞和残忍，但王葡萄身上所表现的善良与大爱，却美得炫目，以她蒙昧的行为方式，影响着当代人对信仰、对责任的反思，体现了其独有的文学与社会价值，深深地震撼着我们，并引起我们的深思。
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
人的本质在于人的自由选择。
那么作为新移民的女性又是怎样的选择的呢
在以移民为题材的作品中，文化错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旨。
一方面，他们割断了与母语文化相连的脐带，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在新大陆上植根，适应异族文化的价值规范。
《花儿与少年》通过一个中国家庭的解体和一个美国家庭的建立，反映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冲突，揭示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征服和压抑，以及弱势文化的抗争和自守。
10 年前，30多岁的前舞蹈演员徐晚江，为了摆脱眼前的生活困境，也为了寻求所谓的“幸福生活”，在无奈与憧憬的矛盾心境中，选择了离开她深爱的丈夫和儿子九华，带着4岁的女儿踏上了“新移民”的人生旅程。
徐晚江这一女性作为一个弱势文化中的弱者，承受着文化的错位和失去自由所带来的身心压力。
丈夫老瀚夫瑞把她当成财产的一部分，晚江“自由地”选择了“不自由”，用这种不自由换来丰裕的物质生活。
她与路易（瀚夫瑞的儿子）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跨越最后的“雷池”，但那隐秘的心理活动和肌肤相亲的情调，却已明显地超出了继母与养子的关系。
特别是路易为晚江捶背的场景，“一万种不可能使她和他十分安全。
发生的只是肌肤和肌肤的事；肌肤偷着求欢，他们怎么办呢
肌肤是不够高贵，缺乏廉耻的……是怪不得他们的。
”明明是自己在偷欢，却认为是肌肤在偷换，明明是自己不够高贵，却认为肌肤缺乏廉耻，这种自欺欺人式的开脱和安慰，是“天理”与“人欲”激烈交锋的心理表征。
在灵与肉的撞击中，我们仿佛听到了人性的叹息和呻吟。
晚江最后终于无法忍受掩饰与说谎，决定一了百了地与瀚夫瑞摊牌。
但她没有勇气与美国丈夫面谈，于是写了一封信，通过挂号的方式寄到自己家里。
奇怪的是决定命运的信却迟迟没有出现，晚江陷入了焦急不安地等待中。
这说明晚江的不自信和犹豫。
她厌倦了这种“奴隶”般的生活，可又对优越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不舍与留恋。
小说结尾，瀚夫瑞洒上香水，暗示他想与晚江同房，晚江也开始洗漱，迎合瀚夫瑞的欲求，连她自己也觉得迷茫。
她自己无法主动地把握自己的命运，最后心灵迷失，无所归属。
晚江的内心世界，如一朵奇葩，一层一层次第展开，又交错缠绕，把读者挟裹着，卷进同样的迷失与挣扎。
女性形象担负着批判和拯救，但也透露出作者的一定程度的认同和妥协。
严歌苓从“文革”中一路走过的少年记忆使她过早地看到浩劫下急剧凸显的复杂人性。
再加上西方世界“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关于“人”的价值观的影响，她坚信“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文化和文学的主流”③，“ 决心从足够的层面和角度，来旁证、反证‘人’这门学问。
”（同上）严歌苓认为女性身上固有的品行是雌性，是人性中最为原始本真的一部分，雌性的被压抑和扭曲通常隐含着人性的缺失。
一个不能让雌性有着本应有的归属的时代也不会产生健全的人性，进而引申出对时代的强烈控诉，呼唤能让雌性自然绽放的宽容的时代环境。
《雌性的草地》就是诞生在这样的反思与呼唤中。
“文革”中，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0 岁的青春少女组成了女子牧马班，怀着荒诞的理想，庄严地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大草原上，从事着令男子都觉繁重的工作。
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她们渐渐的自觉不自觉地退却了外表的雌性特征，长出了一张张饱经风霜的年轻老脸，但青春萌动的雌性本能却不可遏制，由于失去了正常的实现渠道，只能以变态扭曲的方式来发泄。
老杜用不合适的马鞍和与身材魁梧的柯丹的一场场厮打来发泄她自己也不甚明了的情欲的冲动。
渴望离开草地摆脱蒙昧落后的毛娅，却被整个集体所排挤和孤立，为了证明对理想的不背叛，毛娅坚决地嫁给了当地的藏族人，葬送了自己毕生的幸福。
而沈红霞则完全消退了雌性特征，作为荒诞理想的殉道士，彻底扼杀了自己的人性，也压抑着牧马班其他成员的人性。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一切生命的性都是理想准则的对立面。
“多年后，我们听说那个指导员叔叔把牧马班里的每一个女孩都诱奸了。
这是对女孩子们的青春萌动残酷、恐怖，却又是唯一合理的解决。
”④ “当时我感到她们存在的不很真实，像是一个放在‘理想’这个培养皿里的活细胞；似乎人们并不拿她们的生命当回事，她们所受的肉体、情感之苦都不在话下，只要完成一个试验。
”“这个试验以失败告终。
‘性’毁掉了这个一度荣耀的集体。
”（同上） 严歌苓认为，自己在写《天浴》时还带有控诉的情绪，但在写《穗子物语》时拉开了距离，虽然写的都是悲剧，“但全是嘻嘻哈哈讲的”，那是更高境界的批判，更冷静理性、更犀利深刻。
《灰舞鞋》中通过15岁的女兵穗子的初恋描写，揭露了人性的险恶和丑陋。
穗子对年轻军官邵冬骏的爱是纯洁、热烈、真挚的。
“每天在日记本上为他写一首情诗，还给他写两页纸的信，全是“永远”、“一生”、“至死”之类的词”。
而邵冬骏却对这样停留在精神层面的中学生似的“爱”不满足，“几天前冬骏忽然问她：‘能不能把一切都给我
’他那封信字迹格外笨拙，每一笔画却都下了很大手劲，让十五岁的小穗子看出他的反常。
”这引起了穗子的不安和委屈。
她约邵冬俊在大家看电影的时候溜出来，说清楚。
她哪里知道她的恋人早已被嫉妒她的副分队长高爱渝，这个“活泼、丰满、骚情的连级军官”所色诱，背叛了她，并为她设下了一个恶毒的陷阱。
在错位的年代中，一切都在错位，穗子自然萌生的少女纯洁的情愫变成了“腐化”和“犯贱”，人之间互相的倾轧诋毁，成了对组织忠诚表现……人与人之间充斥着猜忌、仇恨与互相利用和背叛。
但穗子在曾指导员披着温情面纱的启发鼓动式的审问中，轻而决绝地说了声“没有”，坚持着少女的忠贞和真诚，如污泥中婷婷玉立的一支荷花，悠悠地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
这少女变得圣洁起来，如一尊汉白玉的塑像，与她所处的时代环境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反差。
严歌苓塑造的女性形象不少是在逆境当中成长的起来的女人，成了这个男权社会当中弱势中的更弱者。
但是，她们的精神和灵魂却是伟大的，很有力量的，无论在什么时候，内心都是主动的、强大的、坚忍的。
就女性角度来看，与生俱来的母性牺牲和奉献精神使她们在两性关系中本能地充当了保护和给予的角色，这种无私的给予越过世俗贞操的观念，躲过文明道德的谴责，上升为“女神”“地母”的形象⑵，宽容地接受了人性的弱点，用母性衍生的善良大度弥补被损坏的世界。
严歌苓认为男人，破坏了世界，一次一次对世界造成创伤。
女人总是疗伤者，总是在一片废墟上耕种、纺织，把世界又重新的建起来。
这就是女人的更强处，她们多么坚韧。
她们使生生不息的现象能够得到一再的实现。
《少女小渔》中，面对清清洁洁的小渔，原本无耻龌龊的意大利老头“悄悄找回了遗失了很久的一部分他自己，那一部分的他是宁静、文雅的”⑤。
《扶桑》就是最具母性的女人，面对无求无欲的扶桑，暴戾的大勇放下了仇恨和罪恶，用生命偿还了血债。
扶桑藏起美国男孩克里斯在参与轮奸她时，被她扯下的一枚铜纽扣，从未告诉他她掌握的这一罪证，而是“让那或许永远不实行的惩罚永远悬在他的生命上，永远笼罩着他的良心”，克里斯被扶桑古老的东方地母形象所感染，“克里斯还想到自己的一生，被扶桑改变的一生。
他一生都在反对迫害华人……成了个中国学者……”⑥。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严歌苓笔下那些面对生存处境移位，在世界、文化、性别多重边缘挣扎的女性角色中，透露出一定程度的对西方主义和父权制度的认同和妥协。
严歌苓讴歌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温顺、谦卑、坚忍、善解人意。
把这种美德命名为“母性”，包涵着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
但是一个东方女性，在西方主流文化和父权制度双重挤压下，不奋起反抗，甚至不是苟且偷生，而是像扶桑般全面迎合，甚至倒退回不会思维的原始状态，这是一条可以走的自我救赎之路吗
在严歌苓的移民文学创作中，女性不仅没有找到突围或颠覆中心的有效策略，相反她们找到了使自己安于被欺凌现状的良法——麻木+幻想中了。
也许这是作为女性的严歌苓的伤感和矛盾的吧。
严歌苓，这位“窥视人性之深，文字历练之成熟”的作家，她的创作不仅在海外文坛树立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也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也注入了簇新的因子。
她从“我是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年轻女人”出发，关注女性本质、女性境遇，书写着在文化与性别身份的焦虑中艰难求生的痛苦而真实的人生体验。
“在黑暗的年代，知识分子经常被统一民族的成员指望挺身代表、陈述、见证那个民族的苦难”⑶。
对于有着长期海外居住经历的严歌苓来说，她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立场，用她的敏感描画着，在大洋的那边对着这边深情地微笑。
求一篇1000字的电影《刮痧》观后感
美国，身不由己“人在美国，身不由己是我在看完被圈内人士的影片之后的感受。
伴随着画面的推进，故事的演绎，一个美国社会的华人家庭遭遇跃然眼前。
以细节为支点从艺术角度来看，不难看出。
导演充分发挥的是电影的叙事潜能，而不是情节的着意安排。
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在一个个细节中被地凸现出来。
这些细节通过人物的面部表情、目光、对话、动作等来完成。
支撑起整个影片的框架。
在影片开始，许大同设计的游戏软件获奖，他激动地告诉大家：“我爱美国，我的美国梦终于实现
”颁奖大厅外挤满了指责电脑游戏过于暴力的示威群众；昆兰的儿子和许大同的儿子丹尼斯发生矛盾并且不肯道歉，许大同当众打了丹尼斯一巴掌；在接父亲从警察局回来时进入公寓，警卫怀疑地看了他们一眼。
这一切，都在后来的听证会上成为了对大同不利的证据。
许大同在美国拼搏了八年，美国给了他成功和荣耀。
然而，在中国很传统的中医刮痧疗法却迅速把他推向了美国的对立面。
使他想和家人一起回国，去过“安宁平静的生活。
”这种改变看起来是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实际上是反映出了一个更值得重视的问题：文化反省。
中国人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可以通过打丹尼斯来表示对老板昆兰的尊重，而昆兰却不能理解中国人的这种“乱七八糟的逻辑。
”而美国人，他们把孩子当成了社会财富，在误以为刮痧是虐待行为之后，果断地进行了孩子与父母的隔离，并不断取证。
其目的还是为了保证孩子免受伤害。
以亲情为切入美国人在看完这部影片后，讨论最多的当数具有中国情调的父子之情。
在大同和父亲、大同和丹尼斯这两对父子之间都刻画出较为深刻的感情关系。
在法庭上，为了不妨碍父亲办绿卡，大同谎承刮痧乃自己所为；为了不让父亲担心，他和妻子一起隐瞒真相；为了给儿子圣诞礼物，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爬上九楼。
片中机场那场戏颇为精彩，泪眼送别之际，想出去福利局“偷”来儿子一同回国的冒险行为。
当祖孙三代激情相拥之时，其父却冷静地说服了儿子留下。
在送丹尼斯回福利局的路上，大同和紧追而来警车玩起了游戏，只为了让儿子多享受片刻的父爱。
而在租住的小屋，分居的简宁和大同醉酒，骂自己是MOTHERFUCKER 这场戏，更是赤裸裸地揭露了他们内心的痛苦，而这种痛苦，仅仅是因为刮痧这一在中国极为普遍的中医疗法，在美国，却导致了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
我们不难感受到融于片中的浓浓亲情，然而，大同的错误却是虐待儿子。
这个罪名简直匪夷所思，它反映出美国不以事实说话的法律空挡。
而那控方雇佣的美国律师在法庭上这样描述中的：“别人种了九千年的桃子，他不跟主人打一声招呼摘来便吃，当人家制止时，他不但不听劝阻，而且还大打出手毁了人家的桃园。
别人辛辛苦苦炼好的丹丸，他拿来就吃，还把主人打得头破血流，临走还毁了人家的制作车间——象这样一个野蛮顽劣的猴子，竟然被许大同在电子游戏中描绘成英雄 ......”，用以证明的许大同有。
他的“敬业”使人们质疑：他的目的究竟是保护孩子，还是拆散别人家庭。
剧中贯穿始终的矛盾，时刻捶敲着观众的思绪。
人在美国，真的身不由己
为什么一个和谐的家庭无端被这一事件搅出如许纷争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美国精神的本质
还只是美国社会游戏的一个小小插曲
以文化为指归导演说：“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没有好坏之分。
甚至没有高低之别。
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识、文化宽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位美国的观众对我说：‘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传承的民族，是一个耻辱。
’”本片从各个角度探讨了人的品格，人的尊严，符合优秀影片关注人的准则。
一贯认为“悲剧和喜剧实际上是不可分的。
”而尽管采取了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的喜剧结局，但是，剧中洋溢的一直是带泪的笑。
美国文化中的关注人的元素，此时显得异常苍白，这从公寓保安：“早知道他会爬，我就让他进去了”一语中得到诠释，而简宁对于昆兰不解于大同为何替父承认刮痧时的回答：“因为他是中国人”也突显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
影片的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它提示了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提醒人们进行文化反省，还在于它细腻感人的故事。
在中国电影普遍迷离于商业价值和文化内涵的时候，它的出现，预示了两者结合点的所在。
家里有人喜爱体育节目，NBA是一定要看的。
日子久了，我无知的老张便问我，这人怎样
老张常瞅见这位中国新富略显笨拙的在球场上挥汗如雨。
同样不了解体育的我想了想，回答道，是新一代中国人的代表吧，智商不知如何，情商一定不低。
这个判语来自于他接受媒体采访（美国本土记者居多）的诸多片段。
他看起来又沉稳又机智，不可亵玩却不失友好，面对狗仔们刁钻的提问，他迅速避开地雷，幽默而凶狠的把对手抛得远远的，妙语迭出的深谙作为美国人在媒体前讨好记者，讨好观众又不落身份的策略。
也许是长久的应付得到经验，还有经纪人的训练，姚明不但英语纯熟，思维方式也已极本土化。
全球化正侵蚀每个角落，包括二十世纪骄傲富有的美国。
姚明们要比上一代移民幸运。
在开化的中国成长起来，浸淫着欧风美雨，他们无需身负太多传统价值的行囊，也无需接受太多西方人讶异打量的目光洗礼，无缘品尝在异乡为了融入而蜕变的痛苦滋味。
电影在我看来，密布着这种痛苦。
主人公许大同，新移民，来美国八年，怀揣美国梦埋头苦干，作为一个电子游戏程序的设计者终获成功，并得到上司（象征美国主流文化阶层）的认可和友谊。
电影开场便是大同在业界庆祝会上以典型的美国口吻发表。
从他说话的内容，语气，可以看出他对美国是爱慕感激的，对自己在美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在美国，只要努力，一定会出头。
大同认为自己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不再为异乡异客。
他和妻子简宁，儿子丹尼斯在家也坚持说英文，即便一点不懂英文的老父在场也不例外，为的是让下一代顺利进入私立学校，早日成为美国社会的精英。
他们言谈接物也和普通美国中产阶级一样，彬彬有礼，说一样的情话，开一样的玩笑。
然而考验却接踵而至。
大同把父亲接来美国同住，丹尼斯却因背上凸显爷爷刮痧留下的醒目瘀红。
这些在美国人看来触目惊心的“伤痕”，对中国人来说只是家喻户晓的自我疗法。
许大同不幸背上虐子的罪名，不得与孩子相见。
可他无法向法庭证明刮痧是合法的医疗手段，因为美国没有时间和兴趣去慢慢了解地球另一面的文化根源，它只按自己的判断行事。
在向当局要回孩子的讼争中，一个个矛盾像串鞭炮快速爆炸，留下的硝烟和纸屑，就是那些所谓的文化差异，还有美国式的自我中心，强硬的傲慢。
它们逼得大同承认，骨子里还是中国人。
比如，丹尼斯在游戏中兴起打了上司的孩子，大同要求儿子道歉未果，出于教育孩子，也由于在老板及其家人面前无法下台，便打了儿子。
他认为这是给老板面子，是尊重朋友，是教子有方。
爷爷见了也很赞同：“当面教子，背后教妻”“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材”。
而美国人（包括在美国长大的丹尼斯）斩钉截铁的坚持：打孩子的父亲是恶魔，为尊重他人却要打骂孩子的父亲更是不可理喻。
另外，作为技术精英的大同，也许没太多机会充分接触真实的社会，以至于在后来的讼争中出于劣势。
他不熟悉法律程序（即游戏规则），不能提供有力证据，不肯请家庭法的专业律师而坚持请一个版权法律师，他信任的朋友来代理孩子的案件，为自己辩护。
对方律师精于此道，指责大同有----大同设计的电玩英雄，偷仙桃，毁丹炉，按照西方人的价值观，就是无视职责，肆意侵犯私有财产，是典型的流氓行径。
这个精刮刮的律师为了赢官司，刻意对断章取义，恶意误读，把反抗的英雄说成无赖。
大同不知对方已设计好陷阱要激怒他，果然失去理智，同时也失去大好机会，落入下风…… 尽管八个春秋能让人学会很多，尽管电影的结局是云开月明，翻盘大圆满，异乡游子的血脉亲情却遭受他者的质疑，身份认同也大受打击，我怎么都觉得不是滋味。
《刮痧》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故事情节至真至纯，让人感念，催人泪下。
影片演绎了人世间的亲情、爱情、友情以及对社会和谐地渴求、向往，同时，由于文化的差异而导致的跨文化交际的失败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故事发生在圣路易斯——美国中部密西西比河畔的城市，男主角许大同来美八年，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作为一位游戏开发人员，新研制开发游戏销路畅通，在年度行业颁奖大会上，他激动地告诉大家：我爱美国，我的美国梦终于实现了。
然而接下来的发生的一件事却使他梦中惊醒，儿子丹尼斯发烧肚子疼，刚来美国的爷爷由于看不懂药瓶上的英文说明而采用中国传统的中医疗法“刮痧”给孙子治病，而这恰恰成了许大同一次小小意外事故后虐待孩子的证据，法庭上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证人和证词使他百口难辩，最终失去了对儿子的监护权。
为了能让即将回家的老父亲见上孙子一面，许大同触犯法律把儿子从儿童福利院“偷”了出来；为了让儿子回到幸福的家而被迫与妻子分居；为了抢回给儿子的礼物而近乎疯狂的与强盗大打出手；为了圣诞夜和家人团聚而冒着被摔死的危险毅然顺着管道爬上位于九楼的家......一幕一幕，让人心潮澎湃，久久回味，深深思索。
《刮痧》所表现的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差异，不仅在中美两国的法律、道德标准等方面，而且触及法理、观念，甚至中医理论等诸多议题。
由于时空上的差异，造成了中美—东西方文化、观念上的不同，进而表现为行为上的冲突。
差异性从时间上来说，主要表现为国家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从空间上来说，由于各国在地域、历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中西方的差异，表现为民族传统精神背景、文化背景、哲学背景等方面。
所以，在分析影片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具体的故事情节方面，而要从大的文化背景下，从历史的传统等方面进行分析。
我们先来从文化的渊源方面来看，首先，中西方在哲学观上是不同的，西方崇尚理性主义的实证论，它的医学——解剖学，也是建立在这种哲学思想上，所以对“刮痧”这种口耳相传的经气之学是不能理解的；而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天人合一”，就是要探索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问题。
儒家重人文道德，教人如何做人；道家重宇宙的演化，教人适应自然。
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庭上，当许大同给他们讲述“刮痧”的原理时，在场的美国人的表现，法官听不懂他的辩词，以为他是在乱讲，甚至于他的辩护律师都不能在这方面理解他。
其次，在意识方面，中国看重的是群体意识，重视整体的价值，认为人应该为家庭社会做贡献；而西方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追求个人自由、自由思考和选择。
影片中我们也能看出许大同为了不让老父亲担心，如何和妻子痛苦地隐瞒事情的真相；为了让即将回国的老父亲见上孙子一面，如何艰苦的把丹尼斯从儿童福利院“偷”了出来。
中国人是相当重视家庭伦理的，他们重视每个人在家庭社会中的位置，强调家的观念与感情。
西方文化由于一直尊重个人的观念，他们从小就接受了“独立精神”教育，和家庭的感情较为淡薄。
美国父母相当尊重孩子的行动自由，在大原则的范围内，任子女自由发展。
再次，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和事物间的普遍联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完美统一。
而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式的，这种思维文化群体的形成较为正式，权利、责任及身份的分配井然有序。
所以，对中国人来说，美国思维似乎冷漠、不讲人情；而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思维模糊不清。
我们再来看观念文化方面的差异，它是深层次的文化差异，比如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心态、审美观念等。
一个人可以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很长时间，掌握其语言，了解其习俗，但可能不理解其价值观中的某些部分，许大同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因为在深层文化上，许大同代表的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具体体现在处事观、家庭观、朋友观等方面。
在处事观方面，美国人喜欢面对事实，表明自己的观点,，并掌握可靠的信息。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处理问题以事实为基础,就事论事。
而中国人在事实面前，人情似乎显得更重要些。
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庭上儿童福利局所列出的一个个证据，请出的一个个证人是多么的具有说服力，虽然在中国人看来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而许大同所叙述的只是他如何如何爱自己的儿子，却没有有力的证据；影片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两个孩子打架，许大同当着昆兰的面打了孩子一巴掌，后来他对昆兰说：“我打孩子是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是给你面子。
”这儿就牵扯着东西方对孩子的态度问题。
中国人把孩子当作一个私有财产，是我生的就属于我。
虽然许大同认为打孩子是给朋友的尊重，但在昆兰看来，打人是犯法的，无论打的是谁。
美国人认为父母、子女是平等的，父母很少为孩子决定什么事情，而是让其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奋斗。
在朋友观方面，东西方文化中也包含着不同的意义。
Edward Stewad&Milton Bennet这样论述美国人的朋友关系:“虽然美国人保持许多友好的非正式关系,但是他们极少有那种很深而又维系多年的关系。
理想的境界是美国式的友谊,建立在自然发生、相互吸引以及温馨的个人感情的基础上。
人们选择自己的朋友,同时,他们又把朋友关系与社会或工作义务分开。
” 在中国,情形有所不同。
交朋友讲究的是时间愈长愈好,承担的义务愈多愈好。
理想的境界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中国人对于朋友的期望值很高,若有困难,应该倾囊相助。
当昆兰指证许大同打过孩子时,许大同指责昆兰“我一直把你当朋友,但你却在法庭上出卖我!”而昆兰感到很委屈和不解:“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诚信是美国人最基本的美德之一,你让一个美国人撒谎也相当于让他放弃基本的价值观。
影片在表现中美差异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文化趋同、文化融合的一种向往。
从昆兰走过唐人街的瓷器店，亲身尝试“刮痧”中；从许大同摆脱险情，楼下警察、居民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中，从他爬上九楼的家，昆兰一家和儿童福利院的领导向他祝贺圣快乐，欢迎回家中，观众好象看到了西方人传过了中西文化的壁垒，开始接近中国的传统文化，最终还是人间的真情战胜了一切。
故事的结局固然完美，但是也决不能忽视文化差异性的一面，这就要求我们加强交流和沟通，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大同”的世界真的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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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外文化差异—刮痧后感 这几天看了一部电影《刮痧》，感触片《刮痧》向我们展示了华人在美国由于法律制度和社会习惯等的不同而产生的一系列冲突。
充分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巨大差异，以下是我观看完影片后的一点感受。
中国人和美国的社会，当这两者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本身就有一种矛盾效果，中国人应该存在于美国社会，美国社会应该容纳的是美国人。
而当中国人进入到美国社会后会发生什么呢
影片刮痧就向我们阐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影片一开始是一场颁奖典礼，在礼堂的外面聚集了一批游行示威者在进行示威游行，用大同的老板约翰的话说就是“宪法规定的那一套言论自由”。
他们反对暴力游戏，所以也抵制这个以游戏为主元素的颁奖典礼。
在这里中外文化的矛盾就已经产生了：在美国这种游行非常普遍，只要人们对某件事情不满就可以上街游行，人们反对总统某项决议的游行也不在少数；但在中国游行的情况是很少的，游行可以与暴力划上等号，更不要说去反对党和国家的决策了。
颁奖典礼的大奖被男主角许大同拿到了，他是一位来美国已经八年的移民。
在礼堂内，中外文化矛盾又爆发了，大同的儿子丹尼斯打了约翰的儿子，大同于是就当着约翰的面打了丹尼斯。
这是中国式的“当面教子，背后教妻”，也是中国式的要给老板面子。
影片后来约翰对大同的这一行为是这么评价的：“给我面子
好不可理喻的中国逻辑
”至此影片在颁奖典礼的这一段告一段落。
回到家，爷爷给丹尼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