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周年庆感言

改革开放30周年感想（1000字左右，自己写，摘抄不给分，写的好追加分数）

改革开放30周年感想为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宣传展示常熟改革开放30年来的光辉历程、巨大变化和辉煌成就，努力营造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氛围，常熟市委党史工办将组织开展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系列活动. 自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这无疑证明了三十年前我们选择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以及在这三十年中我们党领导的正确性。

从1983年的“改革要坚决，经济要抓紧”，到1985年的“和衷共济搞四化”，到1990年的“为进一步稳定发展而奋斗”，到1996年的“两手抓、两手硬”，到2002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06年的“一个志在伟大复兴的民族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再到2008年的“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这一次次党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诠释和补充，无不证明了在这三十年中，党结合我国各阶段的实际发展情况，对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摸索，对我国发展道路的不断摸索，对如何更快、更好的改善、提高人民生活的不断摸索。

这条摸索的道路，充满了十三亿中国人的欢笑和泪水。

我们见证了香港、澳门的回归，我们见证了航天事业的突飞猛进，我们见证了刚刚过去的奥运会的胜利召开，我们也见证了非典的残酷、南方雪灾和汶川大地震的举国哀痛…… 在这三十年中，变的，是一年年国家和社会的面貌，是不断调整深化的发展思路；不变的，是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是从未偏离的政策主线。

而尤为让人感喟的，是中国人在不断前行中永在奔腾的精神血脉。

我们看到，过去的三十年是我党一心为民的三十年。

群众利益无小事，人民利益大于天。

党的一次又一次的举措都昭示着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

我国这三十年取得成就，不仅使我们炎黄子孙为之欢呼和自豪，也赢得了很多外国媒体认可和称赞。

美国《华尔街日报》这样说：“三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让许多民众摆脱了贫困，人数之众是近代以来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想想三十年前的我们的国家，我们有多穷。

在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和生活水平中，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都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170位以外，处于联合国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

改革开放的可贵之处恰恰就在这里，所以温总理日前在联合国的报告中说：“当代中国人的一切努力，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一件事——消灭贫困，及在此基础上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

” 回想过去的三十年，我们积累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

我们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重大思想和方法。

正是在这些重大思想方法的引导下，逐步产生和形成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成果。

这些理论成果，必将成为人类发展史上最宝贵的经验之一。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我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伟大革命。

其最根本的意义在于解放了思想、实现了思想的解放。

最伟大的成果，即思想解放的结晶，就是开辟了道路、创新了理论。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们纪念改革开放的现实意义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以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发展我国特色社会主义。

回忆过去的三十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相互团结、共同奋斗，一定会将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新的高度和新的水平，我们的国家也一定会越来越富强，我们的未来也一定会充满无限的辉煌

浦发银行三周年行庆的祝词，要诗词

同行华夏三冬秋,百万让利庆蒲发!风雨不改蒲发心,屹立三年靠人民!

急!!!假期社会实践感想,好的有追加分

陈靖：《沈阳日报》主任记者，是一个自称喜欢简单生活，采访不简单的人的人　　记者：一直很喜欢看《沈阳日报》的<才俊版>，那些成功人士的故事总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沈阳日报》10月18日<才俊版>的头题文章是《理念：成功的翅膀》，主人公是盖伦教育集团董事长云关秋。

您能谈一谈写这篇文章的想法吗

　　陈靖：可以说是一种长久以来的想法吧。

一直以来我都十分关注盖伦，从它的开始发展到逐步壮大再到迅速发展。

作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儿童培训教育机构创始人的云关秋，颇富传奇色彩。

要把这样一个已经在人们心中形成思维定势的人物写得有血有肉，就需要另辟蹊径。

　　10月16日晚，我采访了云总。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盖伦的成功秘诀到底是什么

”他接连提出了几点，比如“盖伦人做事总是脚踏实地”，“盖伦人做什么事情都很努力”，“盖伦人做什么事情总是深思熟虑以后才去做”等。

我承认这些都是盖伦成功的要素之一，但感觉好像还差了点什么。

最后，云总把问题丢还给了我，“那你说说，盖伦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我也有点回答不上来，但还是说了我的感觉：“依我看，盖伦做任何事情都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样又怎能不成功呢

”的确，盖伦就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人都甘愿做其中的一颗螺丝钉，对盖伦有一份难得的归属感，一种“家”的感觉。

原因何在

“可能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吧，我们自己的理念，我们自己的‘场’。

”云总指了指摆放在案头的蓝皮书——《盖伦理念》。

这部厚达348页的专著，四易其稿，是他呕心沥血的结晶，也使得盖伦在众多的企业中显示出一份与众不同来。

　　记者：您认定盖伦的成功秘诀是理念，那么您是怎样看待盖伦特有的企业文化及其对盖伦的意义的

　　陈靖：翻阅过《盖伦理念》之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种道德的力量，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力量和价值的力量。

在采访中，云总曾这样说过：“我们做企业的在倡导财富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道德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

在中国目前许多制度不完善的状况下，谈论道德力量、文化力量仿佛离我们很远。

但是，这两种力量在我们今后的每一天都会体现，其中涉及到决策者的人格魅力与员工的职业道德。

人格的魅力，决定事业的成败。

”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理念，伴随着盖伦发展壮大，也必将伴随盖伦走向未来。

　　有人讲，在21世纪将流行这样的理念：民众富强靠经济，经济兴旺靠企业，企业发达靠管理，管理成功靠文化。

可见，文化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盖伦的企业文化理念体现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是盖伦的核心和基石。

优秀而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可以说是盖伦最宝贵的资产——不会被竞争者所窃取，甚至不能模仿，它将与企业同在。

　　记者：您觉得这次采访的收获有什么地方是其他企业可以借鉴的

什么地方又是盖伦需要再努力的

　　陈靖： 在我曾采访过的老总中，云总可以说是最清醒的企业家。

他经常认识自己并做自我剖析。

的确，一个现代化企业绝不能陶醉在领导者的个人智慧中。

一个企业的稳定发展，需要优秀团体的共同的理想。

永不满足，挑战昨日之我，是盖伦生存不可更改的理念。

要做百年企业，盖伦必须要准备百年的思考，百年的奋进和努力，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敢于创新，勇于变革。

　　记者：在《沈阳日报》上登这样一篇文章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您和您的同行是怎样看的

　　陈靖：<才俊版>每一期人物都是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

如东大阿尔派集团董事长刘基仁、罗布泊之花王弭力、国内民俗学领军人吴炳安、著名文物鉴赏家杨仁锴，以及深受人们喜爱的主持人水均益等等。

透过文章，读者既可以了解他们的奋斗历程，也可以感受他们个人的情趣以及人格上的魅力。

能够登上这个版面本身意味着已经被社会承认，已经成为所在行业的翘楚。

一直以来，<才俊版>的选材都十分谨慎，是要上报到社里审批的。

对这次采访，有的就有不同看法：“有什么秘诀，要我看，就是‘点儿脆’。

”但我感觉这中间没有那么简单，否则为什么只有盖伦成功了

一定有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在里面，这也激起了我要一探究竟的欲望。

　　做这篇文章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真正的企业家，对企业家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认识。

企业家既不是“能人”，也不是“圣人”，更不是“能人+圣人”。

他应该是经营企业的专才，而不是无所不能的全才。

企业家需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需要为他们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这才是这篇文章的真正意义所在。

如果被访的成功人士认为我把他们写得平实如常，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执着追求事业目标的普通人，那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我看了一下他用左手敬礼，说说你的感想

习大大在2022年9月3日的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中使用左手敬礼，人民日报给出真相“其实，只是镜头角度误区，真实情况是，习大大在向三军将士招手致意。

”希望能够帮到你。

付雷个人简介

1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

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

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名著十五部。

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

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赏析。

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愤而弃世，悲壮的走完了一生。

傅雷的悲壮弃世，不但是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永远的傅雷先生”活动年谱 日期：年谱 ⊙1921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教会学校）读初中。

⊙ ⊙ 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为徐汇公学开除。

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

” ⊙ ⊙ 1925年，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

9月习作短篇小说《梦中》，发表于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

【第13句】：14期。

⊙ ⊙ 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子回乡。

8月写短篇小说《回忆的一幕》，发表于次年1月《小说世界》第15卷第4期。

秋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

⊙ ⊙ 1928年，到达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

【第1句】：2卷各期。

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

本年开始留法四年。

为学法文，试译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

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

⊙ ⊙ 1929年，在瑞士莱芒湖畔，译《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载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

是为最初发表的译作。

9月返回巴黎后，就投人休养中开始翻译的丹纳《艺术论》第1编第1章，并撰写《译者弁言》，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

⊙ ⊙ 1930年，撰写《塞尚》一文，载同年10月《东方杂志》第27卷，第19号。

⊙ ⊙ 1931年，译屠格涅夫等散文诗四首，以“小青”、“萼子”等笔名发表于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的《艺术旬刊》。

译《贝多芬传》，后应上海《国际译报》编者之嘱，节录精要，改称《贝多芬评传》，刊于该《译报》1934年第1期。

11月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并为第2集撰写题为《刘海粟》的序文。

由中华书局出版。

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

编写美术史讲义，一部分发表于《艺术旬刊》。

译法国Paul Gsell《罗丹艺术论》一书，作为美术讲义，未正式出版，仅油印数百份。

⊙ ⊙ 1932年，与留法期间认识的庞薰琹和在上海美专认识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结成“决澜社”，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

傅雷在《宣言》上签了名。

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

9月筹备并主持“决澜社”第三次画展，即庞薰琹个人画展。

9月为庞薰琹个人画展写短文《薰琹的梦》，刊于同月《艺术旬刊》第1卷第3期。

10月译George Lecomte文章《世纪病》，刊于同月28日《晨报》。

10月至次年5月为《时事新报》“星期学灯”专栏，撰写《现代法国文艺思潮》、《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乔治·萧伯纳评传》、《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和《现代青年的烦闷》等5文；并翻译《高尔基文学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胁了》和《一个意想不到的美国》三篇。

为《艺术旬刊》撰写《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文学对于外界现实底追求》等文章四篇；美术史讲座十一讲：世界文艺动态十八则；以“萼君”、“萼子”、“小青”等笔名译短诗五首；以“狂且”笔名译拉洛倏夫谷格言二十六则；以“疾风”笔名译斐列浦·苏卜《夏洛外传》十二章。

⊙ ⊙ 1933年，所译《夏洛外传》全书付印，冠有《卷头语》及《译者序》。

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义自费出版。

9月母亲病故。

坚决辞去美专职务。

⊙ ⊙ 1934年，撰写所译罗曼·罗兰《弥盖朗琪罗传》的《译者弁言》。

全书于次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又译Paul Hazard长文《今日之伦敦》，连载于《国际译报》1934年第6卷第

【第5句】：6期。

6月将在美专任教时编写的美术史讲义整理、补充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未发表），198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6月《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为所译《托尔斯泰传》的代序。

全书于次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

“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

3个月后，以经济亏损而停刊”。

⊙ ⊙ 1935年，3月应滕固之请，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四个月。

以笔名“傅汝霖”编译《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一部。

6月由该委员会出版。

6月译《米勒》，作为序文刊于王济远选辑的《米勒素描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7月撰写所译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的《译者弁言》。

全书于次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月写《雨果的少年时代》一文，发表于12月出版的《中法大学月刊》第8卷第2期。

12月为所译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撰写《译者序》。

全书于次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6年，4月译毕莫罗阿《服尔德传》，写有《译者附识》。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7年，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

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

⊙ ⊙ 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

【第2句】：

【第3句】：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

⊙ ⊙ 1942年，1月翻译英国罗素《幸福之路》，并撰写《译者并言》。

该书于1947年1月由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

3月重译《贝多芬传》，并写《译者序》，以所撰《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为附录。

全书于1946年4月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

4月翻译法国杜哈曼《文明》。

⊙ ⊙ 1944年，1月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陈叔通、邓秋枚、高吹万、秦曼青等共同署名发起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并刊印《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和《黄宾虹画展特刊》，特刊上以笔名“移山”，撰写介绍黄宾虹绘画之《观画答客问》。

2月翻译巴尔扎克《亚尔培·萨伐龙》，1946年5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4月以笔名“迅雨”写《论张爱玲小说》，对张爱玲创作的发展趋向提出了精当中肯的批评。

文章刊于柯灵所编《万象》5月号。

12月翻译巴尔扎克《高老头》。

1946年8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 ⊙ 1945年，9月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邮局扣发停刊。

10月至次年5月分别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为《新语》写文艺政治文章十六篇，翻译政论两篇；为《周报》写政论两篇；为《民主》写书评一篇；为《文汇报》写政论二篇。

12月为柯灵主编的《周报》积极提供材料，出版《昆明血案实录》。

⊙ ⊙ 1947年，“痛改”杜哈曼《文明》的译稿，并写《译者弁言》及《作者略传》。

5月由南国出版社出版。

4月翻译斯诺《美苏关系检讨》，生活书店以知识出版社名义刊印两百本。

译者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先连载于4月

【第24句】：25日《文汇报》。

7月写《所谓反美亲苏》一文，刊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第2卷第24期。

⊙ ⊙ 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牛顿《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译竣于庐山枯岭。

由三联书店出版。

⊙ ⊙ 1951年，译毕巴尔扎克《贝姨》，写有《译者弃言》。

8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7月重译《高老头》。

9月为《高老头》撰写《重译本序》。

全书于10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2年，2月巴尔扎克《邦斯舅舅》译毕。

5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9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1册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3年，2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2册出版。

3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3册出版。

6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4册出版。

全书出齐。

7月译毕梅里美《嘉尔曼》（附《高龙巴》）。

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4年，译毕巴尔扎克《夏倍上校》（附《奥诺丽纳》、《禁治产》）。

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8月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因放不下手头工作，未参加。

所写长篇书面意见《关于整顿及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列为会议参考文件。

8月译华服尔德《老实人》（附《天真汉》）。

次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9月20日华东美术家协会为黄宾虹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开幕式座谈会上就国画与西画问题作一发言。

⊙ ⊙ 1955年，2月译波兰杰维茨基《关于表达萧邦作品的一些感想》。

3月译法国Camille Bellaique《莫扎特》中之一节《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

4月译毕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

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5月译罗曼·罗兰《论莫扎特》。

刊于《外国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

⊙ ⊙ 1956年，写《萧邦的少年时代》和《萧邦的壮年时代》。

（未发表）。

2月写关于知识分子文章三篇，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文汇报》。

3月译毕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

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4月下旬参加政协视察团视察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于5月执笔写《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

6月去安徽参观合肥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

执笔写出《政协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

7月为纪念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写《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发表于同年《文艺报》第14期。

8月担任《文汇报》社外编委。

11月所写《与傅聪谈音乐》一文，连载于《文汇报》。

12月写《评＜春种秋收＞》，载于次年《文艺月报》1月号。

自本年至翌年7月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十二篇，刊于《文汇报》。

⊙ ⊙ 1957年元旦《文汇报》载所写短文《闲话新年》。

5月写《翻译经验点滴》，载《文艺报》第10期。

⊙ ⊙ 1958年，译毕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6月为所译《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撰写《译者序》。

全书于 1978年9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译丹纳《艺术哲学》，至次年5月译毕；并撰写《译者序》，精选插图104幅。

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59年，翻译巴尔扎克《搅水女人》。

1月为《搅水女人》写《译者序》。

全书于1962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月底抄录编译的《音乐笔记》，寄傅聪作学习参考。

⊙ ⊙ 1961年，译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并撰《译者序》。

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3年，因《高老头》拟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特在重译本基础上再次重改修订，并撰写《译者序》11页，译序于十年浩劫中失散。

⊙ ⊙ 1964年，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于8月改完誊清寄出，附有《译者序》，序文佚失于十年浩劫中。

该书于1978年3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5年，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猫儿打球号》。

此稿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找到。

⊙ ⊙ 1966年，十年浩劫伊始，即惨遭迫害，在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的情况下，与夫人朱梅馥愤而弃世。

⊙ ⊙ 1979年，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郑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2 《傅雷家书》是将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写给儿子的书信编篡而成的一本集子，摘编了傅雷先生1954年至1966年6月的186封书信，最长的一封信长达七千多字。

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期望，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

傅雷说，他给儿子写的信有好几种作用：一，讨论艺术；二，激发青年人的感想；三，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四，做一面忠实的“镜子”。

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爱子之情本是人之常情，而傅雷对傅聪的爱却没有沦为那种庸俗的温情脉脉，而是始终把道德与艺术放在第一位，把舐犊之情放在第二位。

正如他对傅聪童年严格的管教，虽然不为常人所认同，但确乎出自他对儿子更为深沉的爱。

可以说，傅雷夫妇作为中国父母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是他们先做人、后成“家”,超脱小我,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

该书由于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是写在纸上的家常话,因此如山间潺潺清泉，碧空中舒卷的白云，感情纯真、挚朴，令人动容。

该书是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是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

这本书问世以来，对人们的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的启迪作用既深且远。

《傅雷家书》获过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还被列为大型丛书《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

及至目前，它在20多年间的发行量累计已达110万册，这足以证明其影响之大。

《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

对我们学生来说,更值得一读。

3 傅聪，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家族，父亲傅雷为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

傅聪童年时代断断续续的上过几年小学，主要在家由父亲督教。

八岁半开始学钢琴，九岁师从意大利指挥家和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百器。

一九四六年梅·百器去世后，基本上是自学，一九四七年就读上海大同附中。

一九四八随父母迁居昆明，先后就读于昆明粤秀中学和云南大学外文系，中断了学琴。

一九五一年只身返回早一年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跟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琴一年，因老师迁居加拿大，又迫不得已勤奋自学。

一九五三年与上海交响乐队合作，弹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

同年，在罗马尼亚布加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者、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

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学者、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获《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

一九五八年深秋以优异的成绩于华沙国立音乐学院提前毕业。

一九五八年底，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移居英国伦敦。

一九七九年四月，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八十年代，年年回国演出和讲学，一九八二年先后被聘为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学颁发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一九五九年初，傅聪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首次登台，与著名指挥家朱利成功合作。

自此傅聪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只身驰聘于国际音乐舞台近五十余年，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

已故德国作家、诗人、音乐学者、评论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撰文赞颂傅聪，称“从技法来看，傅聪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

较诸科尔托或鲁宾斯坦毫不逊色。

但是我所吸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萧邦。

”

【第9句】：18的感言

九·一八事变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

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

根据冲突爆发的日期，史称“九·一八事变”。

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

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九月十八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在国际上，这起事件经常被拿来与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相提并论。

事变背景 主要人物：张学良、板垣征四郎

【第1句】：日本国内情况 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

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

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

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

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

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

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

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

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

石原也是后来9·18事变的主谋。

【第2句】：日本控制东北铁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

此后，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有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备。

【第3句】：田中奏折 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并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摺）。

在田中奏摺中曾经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

”这份奏摺在1929年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认为是日本奉行侵略中国政策的证明。

田中奏摺的真实性受到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在内的学者质疑，当前的主流说法多认为其应为国民政府所伪造。

然而时至今日查考史料及历史脉络，当时日本图谋全面侵华已久确为事实。

【第4句】：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当初，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维持了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

1928年，关东军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史称皇姑屯事件。

日本关东军希望籍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

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

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

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第5句】：万宝山事件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

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

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

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

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

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

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日本增武装警察，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

同时，日本通过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日本却以此次事件诬陷中国伤害朝鲜侨民。

【第6句】：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

日本藉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事变经过

【第1句】：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

夜22时20分左右，不部队长官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一个小分队在奉天（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

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

爆炸后，驻扎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

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关东军第2师步兵第2旅第29团，北军为岛本正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2营。

当时，北大营驻守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

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做出激烈反击。

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最后突围撤走。

由于执行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万名守军被只有500多人的日军击溃。

【第2句】：辽宁、吉林主要城镇沦陷 日军在沈阳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

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凰城、安东（今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

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

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

9月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第3句】：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10月1日，东北军黑龙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

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

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

【第1句】：第

【第2句】：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

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第29团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

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

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江桥抗战，战至11月18日，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

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第4句】：锦州、哈尔滨沦陷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

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

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

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

”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

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

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

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

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

驻锦州的东北军第

【第12句】：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

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

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

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

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

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第5句】：满洲国成立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武力占领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

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

当时关东军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

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

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现在的长春），年号定为「大同」。

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

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

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登基仪式在新京举行。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各方反应

【第1句】：国民政府

【第1句】：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第2句】：不抵抗政策 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为。

与蒋介石无关。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

然而对于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后来逐渐评价为：他错误判断日军目的，若其知道日军并非“寻事”，而是要吞并东北。

作为东北少帅，他不至于会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

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

【第2句】：中国共产党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

9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并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第3句】：日本政府

【第1句】：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

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

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

然而关东军无视政府的决定，以自卫为名，不断扩大战线。

【第2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6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市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

”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

（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

【第4句】：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

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

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

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我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在国联特会上演说，反对国联对中国问题不顾多数国家的反对，仅秉英、法两国之意旨草拟袒日报告书。

【第5句】：美国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

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

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

但由于美国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民间运动 东北抗日联军 ⑴游行集会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

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

⑵抵制日货运动 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文艺作品 张寒晖《松花江上》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中国东三省，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驱赶“剿共”前线的东北军官兵，携老带子，布满西安街头。

他们被迫流亡关内，有家不能归，有仇不能报，却要为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去卖命，从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愤，要倾吐，要爆发 。

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下，张寒晖谱写了这首感人肺腑的独唱曲，以含着热泪的哭泣似的音调，唱出了悲愤交加的声音。

他把自己的这首歌教给学生、群众演唱，然后，他带领群众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竟有数万名官兵听后落泪。

“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城里已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并迅速传遍全国。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而风靡中华大地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时，行至十里铺，张学良将军驱车赶来，劝导学生勿去临潼，怕有危险。

这时，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悲壮的歌声令人断肠。

张学良听了，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

” 抗战开始后，周恩来曾代表中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

会议结束时，周指挥与会军官唱了这首歌。

悲愤的歌声激起了大家思念故乡的情绪。

当歌声进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时，全场军官有的热泪盈眶，有的低头哭泣，有的举起了拳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

”的决心，充溢着歌唱者的胸膛。

《松花江上》初由省立二中唱起，后流传东北军，并迅速唱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

当时，这首歌曲并没有出版，而且谁也不知道作者是张寒晖，可是，那旋律中凝聚的血泪却强烈地感染着爱国的中华儿女们，人们争相传抄传唱，在祖国破碎山河的上空，到处飘荡着歌曲中的呼号。

1938年7月7日晚，武汉举行了抗日周年的盛大活动，十多万群众分乘几百条木船，举着火把汇聚在长江之上。

这时候，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松花江上》，立即引起大家的呼应，十几万人的歌声掀起了巨大的声浪，汇成了人间罕见的、血泪凝聚的感情的交响。

一直埋头苦干的革命音乐家张寒晖，就是这样代表着人民倾吐呼号，为我们留下了这首不朽的战斗性的悲歌。

歌曲赏析 这首歌以带尾声的二部曲式为结构。

倾诉性的音调贯穿全曲，并兼有叙事和抒情的特点，真切感人。

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引伸展开，感情越来越激动，具有回肠欲断的效果。

当尾声唱出呼天唤地似的旋律时，歌曲达到了高潮，在声泪俱下的悲痛中，蕴藏着要求起来抗争的力量。

歌词全文：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

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一堂

纪念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91年9月18日在沈阳开放了九一八事变陈列馆。

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1997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

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9月18日定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

沈阳市从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

事变思考 1931年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损失，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血鉴。

今天，面对第76个“九一八”，勿忘国耻，我们思考的应当更多、更深。

其一，勿忘国耻当思国运。

走进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让人深思再三的莫过于“国运”二字。

从高耸的残历碑到蜿蜒的展厅，如同是用一串串“难”字勾画出的国难图，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苦难、抗争的磨难……抚今追昔，百感化作一念：当苦日子离去的时间越久远，当富日子光临的越急匆，我们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如何才能让国耻一去不复返

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兴衰成败，需要全国人民的人心支撑，而要把十三亿人的力量凝集起来，惟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其二，勿忘国耻当思发展。

76年前，我国经济落后也是造成国门洞开、生灵涂炭的一个重要原因。

看昨天知国耻，看今天想国兴，看明天盼国强。

只有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为了不再做“弱肉”，不再被“强食”，我们必须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以科学发展来大踏步地向前追赶。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我国经济总体规模虽然比较大，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

面对现实，倍感发展之急迫，不思发展就如同当年的不抵抗，有发展才谈得上民族尊严，才能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中，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真正巍峨挺立。

其三，勿忘国耻当思忧患。

古往今来，我们的民族不乏“忧论”：忧国忧民、居安思危、先忧后乐、进亦忧退亦忧，等等。

忧，具有很重要的道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然而，这个道理，似乎没有“直奔主题”，没有“坐落”到目的上——忧患是为了图强，而图强又必须先进。

如今，我国人民先进意识大大增强，国家也正在欣欣向荣地强大起来。

这是个大醒、大幸。

然而，世界风云变幻，“落后就要挨打”还将是一个长久而严酷的现实。

因此，面对76年后的“九一八”，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居安思危”应成为我们须臾不可忘却的忧患意识。

史路迢迢，多有一鉴：“兢兢以强，迤迤乃亡”；“盛世不怠，奋发图强”。

惟有人人不怠，才有举国不怠；惟有举国不怠，我们民族才能长盛不衰，明天才会更加美好。

策动人员 “九一八”事变的策动者及其结局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

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

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

他1916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

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

“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

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

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

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

1922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

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土肥原贤二是日军中的“中国通”。

他1912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特务生涯。

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 事变前30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

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中心。

事变发生后3天，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1937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入侵中国华北。

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1948年12月23日被处以绞刑。

事变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陆军中将。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1949年8月15日，他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终年60岁。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策划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阴谋事件，如“华北自治”、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张北事件”“七七”事变等。

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处以绞刑。

1931年日军为取得更大利益，于当年9月18日突然对东北军发动攻击。

在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撤出东北，日本策划伪满州国成立，从此东北民众开始了日军统治的14年悲惨生涯。

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