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工作落后失利感言
火箭输了你们有何感想??失利的原因是什么??
没啥，范秃走就能强点，再就没个得分能力强的，打不不狠，你看YAO和M每场分都不少，可命中率呢，失误呢，如果给别的球员这么多机会，得分不比他们少，我不是火箭球迷，我是一个只会欣赏的人，我不在乎谁在火箭，谁在NBA，我只享受篮球的激情，而火箭，，，没有。
。
我喜欢太阳，掘金，输就输吧，对他们来说未必是件坏事
不因胜利而骄纵，不因名节而倨傲，不因失利而沉沦，不因落后而浮躁,是什么意思
（2022·新课标）1933年到1937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统筹完成了江宁、镇江、虎门、马尾、连云港等要塞区的建设，又大规模构筑了京沪、沪杭、豫北、晋北、绥东等侧重于城市和交通线防御的工事。
它反映了国民政府对日持久防御作战的战略意图。
（2022·咸宁）1937年11月28日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此次两军作战，双方伤亡惨重，但十周之英勇抵抗，已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之荣誉，……上海一隅之抵抗，对于整个中国均有极大之影响。
”此报道所描述战役的意义在于打破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中国军队在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给敌人以重大打击，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梦想。
淞沪会战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是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战役。
时间：1937年8月13日—1937年11月12日。
性质：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中日双方共有约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本身持续了三个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2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及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及148个师和62个旅80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
结果：1937年11月，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本占领。
淞沪会战，以失败告终。
这次淞沪会战，中国虽然战败了，但为中国民族工业内迁争取了时间。
同时它让世界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再等待日本“和平”地将其领土一块一块地征服侵吞，也证明了中国绝不会向日本投降。
淞沪会战中日军因遭到国民党的顽强抵抗而损失惨重，这场战役对于中国而言，标志两国之间不宣而战、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性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并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
……1937年11月，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说：“目前远东和平的恢复与维护，要求其他与会各国采取道义上的、物资上的、财政和经济上的具体行动。
”否则，远东的暴力和动乱“就会达到不经受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和磨难，就不可能制止和控制的程度”。
他的主要目的在于争取各国对华同情和帮助。
……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会战----桂南会战——上高会战——缅北滇西战役——湘西会战
淞沪会战为什么会失败
导致淞沪会战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战略指导思想上1，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不能立足于独立自主，把战略战役的最大希望寄托于西方列强的干预上，企图借助别人的力量以战求和，立足点即根本错误。
2，蒋介石之所以从一开始就把华东和上海作为决战地，主动出击，其中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就是认为上海不仅为中国最大都市，而且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乃中外观瞻所系，国际观感十分重要，上海开战必引发西方列强的干预。
因此决定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
在蒋看来，以淞沪会战牵连各国在沪利益，促使美、英、苏等大国或国际组织干涉调停，即可达到总体解决中日争端问题，达到保障现有主权和行政领土完整的和平目的。
3，蒋介石在淞沪会战初期答记者问时说：现在所从事的战争，不仅是中国自己的战争，而应是一切委托其生命于条约的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国家的战争，尤其是那些在中国有广大的商业利益，而目下利益正在被破坏，代表正在被驱逐的国家的战争。
上海是国际贸易港，海口的破坏于任何国家无益。
4，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并且认为美、英、苏等大国必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因此，在上海和敌人用全力火拼一番，不特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
5，然而蒋介石忘了，任何帝国主义都是利己主义者，他们绝不会为中国人民牺牲自己的利益，只会把中国的利益作为维护自己利益，相互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随时准备出卖。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哪次不是如此呢
指望西方列强全心全意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无异与虎谋皮。
二、战略战术方针上1，除了淞沪会战初期中国军队主动实行攻势作战外，从整个战争全盘来看，中国军队一直处于被动防守地位，在战役中的各主要作战阶段，亦多取守势。
在敌强我弱时消极防御，单纯与敌人拼消耗，打阵地战，只能是死路一条。
2，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所采取的消极防御，被动挨打，以70万大军的血肉之躯构筑阻挡侵略洪水的堤坝的作战指导是非常愚蠢的。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沪、宁、杭三角地带犹如一只巨大的乌龟，龟头是上海，龟脚是杭州和江阴，上海地区实际上是夹在杭州湾与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半岛，而龟尾即是南京，龟背，则是一片河网的太湖流域。
3，在没有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条件下，把70余万大军投人这样一个地域狭窄、水网密布、沼泽遍地的半岛地区只能是被动挨打，没有迥旋余地，正好适应了日本军国主义速战速决、聚而歼之的战略计划。
4，淞沪战场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地面工事构筑不易，给防御作战增加了难度。
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数十万大军，既未作纵深梯次配置，又未实施战役机动，加之一线部队过分靠近海岸及江岸，长时期遭受日军舰炮袭击，徒然增加了兵员伤亡。
8月23日以后，中国各部队即被日军紧紧咬住无法脱身，往往为一城一地之得失，浴血相拼，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受到极大限制，无力改变战场局势。
仅有的一次主动进击，还因组织指挥不力而失利，此后再未能有任何转机。
5，而在整个会战中，蒋介石采取逐次添油的战术，只有战役战斗的反击而没有战略上的进攻，战斗多采取短促突击的方式进行，如此呆板的战略战术指导，中国军队怎么能不处处被动，处处受制于人呢
而失去了主动权的消极防御的军队，又怎么能不失败呢
中国军队在战役战斗中的某些主动终究弥补不了蒋介石在战略指导上的消极被动，因而必然导致失败。
三、战役指挥上1，淞沪会战蒋介石和中国统帅部指挥上所犯的重大错误是对侧背的战略要地杭州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2，虽然蒋介石在会战初期，曾经设想过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包抄中国军队战线的背后可能，因此在沿岸建有简单的防御工事，以及留有部队监视。
3，但是后来由于会战越打越激烈，因此将防守杭州湾的部队陆续抽调，支援淞沪，蒋介石与德国军事顾问都认为，日军也已经全力投入上海正面作战，不会有兵力再投入登陆杭州湾。
等到日军真的登陆金山卫，蒋又惊惶失措，迟迟不愿作出撤兵决定，直到4天后面临全线崩溃、全军覆没的时候，蒋才下令在上海作战的部队，进行全面的撤退。
撤退失机，仓皇下令最终造成兵溃如山倒的不光彩局面。
四、武器装备上1，武器装备落后是淞沪会战乃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其他战役中国军队战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第一阶段想攻攻不上，第二阶段想守守不住，第三阶段想反击反不了，想撤出撤不了，缺乏重型火炮、炸弹等等是重要原因。
反观日军，武器装备占据绝对优势。
2，飞机、重炮、军舰、坦克，从陆地到海上和天空，全方位立体作战，中国军队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
日军军舰上的重炮射程超过10公里，威猛的炮火常常打得中国军队抬不起头来，所及之处血肉横飞，一倒一大片。
而中国军队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克虏伯山炮，最大口径也不过75毫米，射程仅仅几公里，与日军舰炮根本无法相比。
3，中国军队往往集中1个连的山炮轰击日舰，但是无法穿透厚重的甲板，只能在军舰上留下一片火光和一点斑痕。
中国炮兵对敌据点和阵地轰击时，即遭日军重炮还击，甚至常常不等架设完毕，日军炮火就前来压制，弄得中国炮兵只好在自己的土地上东躲西藏，狼狈不堪。
4，好不容易放出去的炸弹，不是没命中目标，就是根本不顶事，因为威力太小，而敌工事又多坚固。
再说坦克，中国士兵就几乎从来没见过，在战场上乍一看到这种轰隆隆的陆地怪物，不由心里发毛，不怕死的上去可以用手榴弹与之同归于尽，而多数还没冲到跟前即被射倒，面对日军坦克，中国军队只有义愤填膺却束手无策。
5，由于飞机很少中国丧失了制空权。
由于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我们没有制海权，而敌人则来去自由，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想在什么地方打就在什么地方打。
中国军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眼睁睁挨打挨炸而无可奈何，这样的仗，焉有不败之理
五、战术观念和战斗素质上1，中国军队普遍战术观念陈旧落后，战斗素质和军事训练差。
不具备现代战争的常识，仍然抱着以往国内战争的老一套战法同日军作战。
2，军官和士兵不知如何打敌机，打坦克，打要塞地堡也不善于隐蔽自己，不懂得如何疏散和伪装，只是一味地强调勇敢、不怕死，精神万能，徒恃血气之勇。
3，广西参战部队从后方来到前线，看到日军飞机过来扔炸弹硬是不肯隐蔽或卧倒，甚有直挺挺站立原地仰指飞机大骂者，很多人还没正式走上战场就先枉送了性命。
4，无论军事技术、训练水平还是纪律性及吃苦耐劳方面，中国士兵都远远不如日本兵。
因而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土地上依托自己的城市和人民，却付出了比敌人多一倍乃至两倍三倍的代价，也就不足为怪了。
六、国防动员和军队指挥体制上1，中国的国防动员体制、平战转化体制、军事指挥体制相对于日本方面，差了很大一截。
2，当时日本有17个常设师团，平时每个师团的兵力11000多人，战时扩编成特设师团，人员扩充为24000至28000多人，即由现役的38万人扩编为74万人。
除了预备役兵外，日本的兵役制还有后备役兵88万人和补充兵役240多万人，各种兵役人员合计有448万多人。
3，当时的中国，只有203万现役兵，预备兵役和后备兵役一无所有。
因此，中日两军在接战一回合之后，中国部队后续的战力会大幅减低，但是日军却得以在迅速整补之后，仍可以于第二回合中保持相当的水准。
4，日军不仅兵力补充系统完备，后勤支援系统和机械化水平之高也是中国军队望尘莫及，日军4次增援，平均时间不到10天，最远的甚至调动的是遥远的西北雁门关部队，从停止进攻，转进千里登舰，再航行到上海战区集结，平均不到10天，在这方面充分显示了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军队必须是机械化的，有了机械化，一支军队可以当多支军队用。
5，精壮的士兵只有插上机械化的翅膀，方能振翅高飞。
反观中国军队，穿草鞋，徒步走，乘车还经常受到日机袭击，徒增伤亡。
杨森的第20军9月1日奉令开赴淞沪战场，从贵州出发全凭两条腿，一直走到湖南辰溪方才乘船，从长沙坐火车运到前线已是10月8日，足足用了37天
6，国民党军指挥序列杂乱，机构膨胀，叠床架屋，职责不明。
战区下辖集团军、师、旅、团，后又增设军，9月中旬以后又设置军团。
一些军往往只辖1个师，军长亦即师长。
命令、指示及报告，层层递转，费时费力，于作战有损无益。
后期撤退指挥系统几乎瘫痪，部队如同无头苍蝇，混乱无序。
七、情报侦察上1，中国军队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信息不灵，敌情不明，侦察和情报手段极端落后。
2，国民党的特工一贯重内不重外，把精力都放在整垮共产党和所谓捣乱分子上面，战事一起，仓促收集，当然找不到什么东西。
3，淞沪会战爆发前后，由于内奸告密，日特猖獗，最高军事机密多次被泄，蒋介石多次险遭毒手。
最离谱的是日本谍特黄浚长期潜伏钻进最高指挥机构内部，担任行政院机要秘书，盗取大量机密情报，而很长一段时间国民党的特务机构竟然浑然不知。
4，中国的无线电通讯也十分落后，有事只能电话传送，或人工传送，中国的飞机没有报收发话手段，更没有空中侦察。
中国在敌人内部没有情报来源。
5，而日本在中国内部的间谍敌特却异常活跃，打信号、收情报、放烟火，引导敌机轰炸、大炮射击、军队进攻。
日本人对中国沿海、城镇、乡村情况了如指掌，有的比中国当局自己还了解得详尽清楚。
6，九.一八事变前，陆军大学聘请的一个日本战术教官酒后曾吐真言说：中国的金山卫、大鹏湾、还有广西的北海，都是登陆的好地方。
7，中国方面之后多次派人去金山卫考察和野外战术训练，得出的结论却是：金山卫水浅，船只靠岸困难，不适合登陆。
然而最后日军偏偏选择从这里登陆，一举包抄中国军队侧后，赢得战争的胜利。
敌人耳聪目明，我方几乎是瞎子、聋子，只能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怎能不陷入灭顶之灾呢
八、内部团结上1，派系斗争、任人惟亲是国民党军队中一贯存在的痼疾，淞沪会战最后失败也不能说与此完全无关。
2，冯玉祥、张治中空有抗战激情，任用而不被信用，中途换将。
第18军罗卓英部由第9集团军转隶第15集团军陈诚手下，第9集团军司令官张治中竟然未接通知。
顾（祝同）、陈、罗、胡（宗南），凡受信用之将，莫不蒋之心腹，张治中因非蒋嫡系，而对手下中央军调不动，也指挥不动，乃至含辱受屈，愤而辞职。
蒋介石惯于越过前线指挥官指挥作战，乃至后来地方军发动反击，而中央军隔岸观火，坐等失败。
如此等等，加剧了中国军队的被动挨打的局面。
淞沪会战内容介绍： 1 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2，淞沪会战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是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战役。
中日双方共有约8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本身持续了三个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2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及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及148个师和62个旅80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
3，淞沪会战中日军因遭到国民党的顽强抵抗而损失惨重，为后来日军复仇制造南京大屠杀埋下了伏笔。
这场战役对于中国而言，标志两国之间不宣而战、但又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性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并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
二战意大利侵埃塞俄比亚的目的以及埃塞俄比亚失败的原因
目的：1922年，墨索里尼上台后，希望扩张领土，妄图独霸地中海，重新瓜分东非和北非的英、法殖民地。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严重冲击了意大利，墨索里尼断定殖民地扩张是减轻国内经济压力所必需的办法，进而走向了扩张的道路。
首先，他希望先吞并阿比西尼亚，但想达到目的，必先得到英、法默许。
英、法最终对意大利的行为采取绥靖政策，使意大利得以成功侵占埃塞俄比亚。
法国当时急于拉拢意大利对抗德国，对侵略计划采取纵容的态度，1935年1月7日，墨索里尼与法国外长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签署了《意法条约》。
而英国则担心意大利此举可能动摇其在东非、埃及和苏丹的统治，所以起初持反对态度。
但最后，英国认为和意大利开战的风险太大.并认为牺牲阿比西尼亚可以令墨索里尼不和德国结盟，最终给意大利暗示，不会干预侵略行动。
墨索里尼认为时机已成熟，便于1935年10月3日，发动了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
失败的原因：从国内来说：
【第1句】：经济发展落后：仍然处于半原始半封建的社会发展阶段,与现代社会脱节,尤其远远落后于现代化起来的意大利侵略者,国力不足以支持短期抵抗.
【第2句】：武器装备落后：甚至还有大刀长矛.
【第3句】：国民素质不高：不能有效的组织抵抗队伍,缺乏有力的领导思想.从国际来说：
【第1句】：被欧洲的绥靖政策所害.英国为了削弱法国在非洲的势力,纵容意大利的入侵行径.而同时还答应海尔塞拉西皇帝的出兵请求,导致贻误了抵抗战机.
【第2句】：埃塞俄比亚的国际地位不高,没有大国会重视他.
考试失利的心理描写
有一段写得很好：盼望已久的考试成绩，终于了。
怀着忐忑的心情，入了校检码，然后一窜数字眺了出来，我满屏幕的寻找，然后心突然一沉，我有些难过--才得这么点分。
原本预期至少有一门会及格而且分数应该还可以，可是令人失望的是，正是这门的分数是考过最低的成绩。
忍不住回想考试的题目，答题的情景，可怎么也想象不出，为什么得这么少的分。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考试了，不知道还会不会有继续考下去的勇气。
再次历经失败，又让人不得不反省自己。
难道每天的练习竟然一点帮助也没有，到底怎么做才能考过去
此时，多么希望自己是天资聪颖的超人，可惜啊
可惜啊
我为什么是我
!对于我来说，考试已经是劳民伤财了，每次跌倒再爬起来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剧痛，有时真是佩服自己竟然还能站起来。
幸运和好运从来都不会让我给沾上，所有的期望，祷告和期待仅仅自欺欺人。
我希望这次失利对我影响会很快就过去，让我有时间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
最后还是忍不住说一句：“为什么人有太多不如意的时候”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主要冲突是什么
与基督比，伊斯兰教是更为年轻的宗教。
它在教义教宗教掌故等许多沿革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内容。
但是，伊斯兰教只承认尔撒（耶稣）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
而耶稣的启示又被教会篡改了，《圣经》只是一部已经改写了的伪经。
进而穆罕默德之口传达的《古兰经》是一部包括了《圣经》在内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
因此，伊斯兰教一方面称基督教徒为“有经人”，以有别于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谴责基督教徒及犹太教徒“篡改天经”，“以伪乱真，隐讳真理”，“违背正道”。
这样，“伊斯兰教认为它已经战胜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错误，并且由于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为一个过时的宗教。
[4]而基督教也同样指责伊斯兰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启示，把伊斯兰教视为野蛮、蒙昧民族的宗教。
（2）从宗教本质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帜鲜明的一神教。
一神教强调神的绝对性和独一性。
这种严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随着一种非此即彼的直线式思维方式：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
它一方面强化着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潜含着对其他文明基因的严格排斥。
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这两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为中立地带进行和平共处，其根源就在于它们都声称掌握世间全部真理。
一个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个是至臻至善的安拉。
一般来说，“神和教义的神圣性必然导致宗教的唯我独尊性；神和教义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必然导致宗教的排它性。
”1 因此，，当两种互不相让的异质文明相遭遇时，必然是冲突多于吸纳。
（3）从两种宗教的发展现状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伊斯兰教就其根源而言是个第三世界宗教，落后地区（即尚未现代化、尚未工业化地区）的宗教，与基督教不同，在伊斯兰教史上从未进行过类似欧洲那种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宗教改革，没有受到随着都市化、工业化、大众社会和富足社会而来的现代腐蚀剂的全力冲击。
2它一方面可以为伊斯兰教徒的现实生活提供了现成的生活方式和具体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它还保留着超验性的价值关怀，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义。
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它已经成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与伊斯兰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经被赋予的重要文化使命。
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莱文明和希腊文明的有机结合曾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丹尼尔?贝尔把这两个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
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冲动力逐渐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点点消解。
这样，先是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彻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
[5]并由此导致道德堕落和纵欲无度的颓废心理。
事实上，从文化学角度看，现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种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在两世兼顾的伊斯兰教面前，显得功利主义有余而价值关怀不够。
这使得作为传统宗教的伊斯兰教在面对已“碾去了神学外壳”的现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时，反倒具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足感。
【第2句】： 敌对共有观念在历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兰与西方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本身并不会自动地导致二者爆发“文明的冲突”。
决定二者关系性质和趋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二者文化本身的差异（因为这种文化差异仅仅是一种静态的、以典籍文化为表现形态的文化差异），而是伊斯兰与西方漫长冲突的历史造成的观念敌对。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与西方之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画面。
可以说，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便拉开了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对抗的历史序幕。
在这场十字架与新月的长期较量中，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
他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挤到了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
谈到这段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发生在西方社会尚处在幼年之时，那时，伊斯兰教已是阿拉伯人所处的辉煌时代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了。
在那一次冲突中，穆斯林几乎占领了西方原有领土的一半，只差没有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6]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此后，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恃机反击。
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到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达了倡导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互相仇视。
”[7]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
“这时，穆斯林世界面对的不再是十字军时代好战的基督教，而是传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舰只，是科学技术。
穆斯林在拥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败和耻辱。
”[8] 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
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
“对多数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使他们联想起十字军东征。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好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战争。
”[9]这意味着，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广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
而对基督教西方的咄咄进逼和伊斯兰历史就无可挽回的衰落，广大穆斯林激忿、沮丧，却又无可奈何。
这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心理上的彼此敌对，“在双方心灵上或共同的潜意识中留下了永久伤痕，伤痕下面的创口至今还很敏感，最最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其再次颤跳。
”[10]这种基于历史冲突形成的思维定势，又因近现代以后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新一轮殖民扩张而得到进一步验证。
“对穆斯林来说，殖民主义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如出一辙。
欧洲的挑战与侵略无非是另一场基督教诉诸于伊斯兰教的军事性战争。
欧洲的扩张和霸权归结于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优越感。
”[11]从而使双方业已形成的心灵鸿沟越来越难以弥合。
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历史阴影尚未在广大穆斯林心头完全消退，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
而以色列在中东的强大存在严重威胁着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与民族尊严。
在阿拉伯国家看来，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被看成是欧洲殖民主义最胆大妄为的例证。
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及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他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堡垒。
”[1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就意味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逐渐取代英法成为在中东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力量。
尽管美国以良性霸权自居，自以为有别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统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压迫的中东广大穆斯林看来，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军事存在无非是欧洲殖民统治的延伸和继续。
事实上，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种种做法，并没有软化乃至改变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西方的敌对态度。
相反，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偏袒以色列。
正如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所说：“52年以来，美国从未拒绝过以色列的任何愿望。
”正是这种偏袒导致了阿拉伯国家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一再失利。
而这种失利给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心理创伤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同时，当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中东和平成为大势所趋时，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协让步的情况下，美国仍没有及时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进尺的种种做法。
凡此种种，使广大穆斯林进一步强化了与西方文化的敌意。
在中东穆斯林看来，“西方确是在试图羞辱我们，占领我们的土地和通过取消伊斯兰教法和传统来摧毁伊斯兰教。
在做这些事时，西方的行动是受教会的指使。
教会的权力在确定由英美领导的西方世界内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13]” 二、从文明冲突的神话到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从建构主义角度看，两个国家在从来没有交往的情况下是无所谓共有观念的。
共有观念的形成是行为体主动建构的结果。
行为体造就结构的机制是所谓的互应逻辑（logic of reciprocity）。
在行为体实践活动中，初始行为通过互应机制使双方产生并加强一些观念，并开始共同拥有这些观念时，于是便有了结构（即共有观念）。
反过来，行为体又从这些共有观念出发，界定自身的利益，赋予行为以意义。
如果行为体之间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那么这个信念就帮助他们确定了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
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原有的敌对观念。
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文化预言。
就伊斯兰与西方的关系看，历史上的敌对文化观念使得双方间同样存在着文化预言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从伊斯兰教方面看，应该承认，最初他们对基督教是宽容的，他们只要缴纳丁税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
但由于基督教徒发动十字军东征和后来在土耳其战争中采取的极端立场，穆斯林改变了最初的宽容态度，转而对基督徒实行严厉措施。
尤其是自近现代以来，他们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长期处于弱者地位。
这使他们比西方国家更为敏感，更容易诱发针对西方的仇视情绪。
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近现代以来的一系列失败，都可以归咎于西方。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人，把伊斯兰的历史和穆斯林世界与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手下蒙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
在他们看来，正是“战斗的基督教”和“战斗的犹太教”是导致穆斯林社会失败和无能为力的根源。
[14]首先，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英法委任统治留下的遗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使西方恶意输入的思想，认为人们依据民族主义感情建立了民族国家，会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统一性和国际主义传统，使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牺牲品。
“诡计多端的欧洲人恶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输这种思想，意在他们中间引起对抗，使他们分裂、为人利用，成为容易到手的战利品，甚至被消灭。
[15]”其次，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按照西方世俗主义原则建立政权是错误的。
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西方民主不仅没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权威主义（由现代精英操纵群众）、经济剥削、腐败和社会不公正。
西方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毁坏了宗教、道德、社会和家庭。
西方世俗主义的固有荒谬、政教分离将对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终的垮台负有直接的责任。
[16]”这一偏执观念又因现当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证和强化：伊朗摩萨台民族主义政权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发动战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双重标准；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支持中东的专制政权；袭击利比亚；发动海湾战争；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经济制裁等等。
换言之，自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国家始终未能摆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阴影和不公正的历史命运。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教本身具有的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特征与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入侵的现实相结合，使之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激进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思潮。
据此，便不难理解为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来看，对伊斯兰的恐惧可以说由来已久。
“由于十字军远征的经验，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时存在着征服（异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观念，又由于十字战争失败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纪内在欧洲产生了那么多反穆斯林宣传，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处在武装和暴力的关系中被培育成长的。
[17]在20世纪70年代，当具有鲜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历史舞台崛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忧虑，并情不自禁地编织出“伊斯兰威胁论”的政治神话。
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其旨在勾画未来国际政治图景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中，也下意识地把伊斯兰文明锁定为未来西方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
这种文化上的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西方对伊斯兰根深蒂固的敌对观念。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伊斯兰教一直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
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就等同于恐怖主义。
这种化约论的“战斗的伊斯兰”的形象，又因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事件得以强化：扣押西方人质，在西方大城市制造爆炸事件；对以色列发动伊斯兰圣战；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输出伊斯兰革命；判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
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一个不宽容的、危险的伊斯兰教的形象。
从这一偏执的文化立场出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毫不犹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自我标榜的政府，而不管这些政府在当地是否能够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如对伊朗专制的巴列维国王的支持）；同时，对那些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政治组织，尽管他们得到当地穆斯林的广泛拥戴，并通过合法选举获得了议会多数，但仍难以获得西方的认可和支持（如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政线）。
从而使西方无形中站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对立面。
诚如一位英国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样思考伊斯兰制约着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穆斯林怎样思考和对待非穆斯林。
”[18] 在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倾向。
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总体式的认知模式，倾向于把对方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整体，而很少对种种问题具体地加以区分和辨别，很少对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反思。
其结果，往往是通过一种偏颇的文化过滤机制，有选择地处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于验证既有假设或符合历史记忆的的信息保留下来。
这种“选择性的因而也是偏颇的分析，增加了我们的愚昧而非知识，狭窄了我们的事业而非拓宽了我们的理解，加剧了问题非为新的答案开辟了道路。
”[19]由此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使矛盾更加难以化解。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者相互敌视的产物，是伊斯兰与西方文化冲突的自我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