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故居游学感言

游鲁迅故里感受三百字以上

【第1句】：现在的鲁迅故居，是已商业化的俗地，是对鲁迅精神的亵渎。

【第2句】：知识分子总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情节，特别是与熙熙攘攘的人群比较起来，更喜欢突出自己的清高和不凡，所以要重复叙述，以引起重视。

【第3句】：故意突出部分先哲们的地域特点，有吹捧绍兴之嫌。

【第4句】：一则为地理路口，二则为鲁迅思想的路口，三则为一辈人思想的三叉路口。

【第5句】：AB

唐僧的本名叫什么

唐名陈（yi） ，洛阳偃师人，玄奘是他出家后的法名。

要彻底认识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寻根溯源。

1月9日，我们来到偃师市缑氏镇陈河村，拜望玄奘故里。

据说，这个又名凤凰谷的地方就是玄奘的家乡。

冬日的午后，小小的陈河村很安静。

过去的陈家大院，现在的玄奘故里，窝在深巷古街之中，悠然自得，从容地接纳着远近游人。

院门前一石碑，题写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书的“玄奘故里”四字，似在点明宅子的分量。

隋唐风格的青瓦白墙，朱门红柱，印证着这里经历的千年风雨。

遥想1300年前，那个叫陈 的漂亮小家伙刚出生时，陈家大院里是多么热闹啊

美男子陈惠（玄奘的父亲）的老婆抱着他左亲右瞧：“眉目疏朗、相貌端严，哎呀，多象我相公

” 不知是出身名门望族，天生就遗传了好基因，还是多喝了院中老槐树下的井水（人称此井“慧泉”），这个小男孩自幼聪明绝顶，悟力特高。

八九岁时，就开始捧读古代经典。

或许是过于早熟，他很少跟同龄人玩耍。

即使外边鼓乐喧天、歌舞动地，他也不去看热闹。

这一点，倒真象《西游记》中那个木讷不通的呆唐僧。

（小标）落榜和尚反成佛门“千里驹” 玄奘的曾祖父、祖父，都是学问渊博的“国家干部”，可到玄奘这一代，“三品官”却变成了光头和尚。

这与当时流行出家之风有直接联系。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玄奘出生时，南北朝刚刚被隋朝取代，佛教还很盛行。

那时人人都想出家做和尚，但和尚却不是人人做得的。

据说要经过国家考试，考试合格才能被录取。

玄奘的哥哥陈素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法名长捷。

这长捷自己“有幸”入佛门，不忘提携弟弟当和尚。

当时洛阳有4个道场，不少高僧在道场里讲经，长捷就常约了玄奘到道场学习佛经。

玄奘在和尚堆里呆得时间长了，也就萌生了当和尚的念头。

隋炀帝大业10年（公元614年），朝廷决定要选拔27个和尚。

10多岁的玄奘欣然赴试。

可惜他读经时间太短，落榜了

玄奘徘徊在公门外，哀叹自己的命运——众位别忘了，玄奘相貌端丽，美男子忧郁思索的神情，恐怕酷得很。

果然，主考官大理寺卿郑善果被吸引了。

他上前叫住这位小帅哥，问：“你为什么要出家

”答：“我要远绍如来、近光遗法

”意思就是：我要继承释迦牟尼的事业，弘扬佛教。

郑善果本来就欣赏他的好相貌，闻听此言，又敬佩他有志气，于是破格录取了他，并向同僚表示：“诵业易成，风骨难得。

我看他很有成佛的风骨，将来必能成为佛门伟大的人才。

”于是，玄奘在净土寺出家，得名三藏法师。

出家后的玄奘，没有辜负郑善果的厚望，他聪敏过人，所有佛经一听就懂，很令大家敬佩。

4年之后，隋炀帝在江都（扬州）被杀，群雄四起，中国大乱。

洛阳因是都城兼军事重镇，为兵家必争之地，纷乱中被李密领兵攻破，遭到严重破坏。

战乱频仍，佛门也难清净。

玄奘感到在洛阳待不下去了，听说李渊占据长安，颇得人心，就同哥哥离开洛阳，前往观光。

说是观光，实际上是希望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光耀佛门。

可惜那时的李渊只重军事，对学术兴趣不大，很令玄奘失望。

无奈之下，玄奘只能同哥哥一起去四川观光——当时精通佛学的人，大多喜欢到四川旅游。

这次算来对了地方。

玄奘在四川遇到了不少高僧，领会了许多佛学经义。

之后，他又离开四川四处云游，访求高人。

荆州、扬州、相州、长安（今西安），一路逢寺就进，与人切磋经义，辩论大德。

一时间声名远播，誉满京都，连当时的佛学权威都对他大加赞赏，称他是佛门“千里驹”。

（小标）万里取经，好男儿志在四方 在玄奘故居的厅堂里，挂有一幅玄奘取经图。

画上的玄奘策马西行，栩栩如生。

而玄奘西行取经的硕果之一——《大唐西域记》，已被译为5种文字，赫然摆放在西厢房里。

书画不能言，却默默见证着18年万里西行的艰辛。

《西游记》上说，唐僧往西天取经时，是以“御弟”的身份被皇帝亲自送出京门的，沿途还收服了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以及沙僧、猪八戒保驾护航。

实际上，历史上的玄奘取经是个体行为，且是不被政府批准的“偷渡”行为，一路上也并无一个弟子陪同。

按说在当时的国内，玄奘的佛学造诣已经很高了。

但当时国内佛教宗派虽多，对佛教经典却都没有很好的翻译，使得人们莫知适从，不知该信谁的。

“众口不一，如何普度众生

”玄奘决定“誓游西方以问所惑”——这个“西方”，指的就是佛教发源地天竺（今印度）。

主意打定，他就正式上表申请。

此时是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当政。

因当时国内还未完全平定，朝廷曾下令禁止国人出番，玄奘的出国申请没有被批准。

但玄奘是个很顽固的人，他决意要排除万难，西天取经，完善祖国佛教。

当年秋天，陕甘一带发生霜灾，灾民四出逃荒，玄奘乘机混在灾民群里，由现在的甘肃出发，准备经过新疆前往天竺。

那时去天竺是非常不易的，万里路途只能骑马或步行，不像现在，坐上飞机眨眼就到了。

《西游记》中讲述唐僧取经历尽九九八十一难，事实上，因沿途自然环境恶劣，时有强盗拦路抢劫，玄奘一路上遭遇的困难远不止81个

那时往关外去要过五烽（古时边防），这五烽都有重兵把守，且各烽间没有水草，可怜玄奘的马一烽没过就死了。

偏偏祸不单行，朝廷的通缉令也在此时到达，要抓玄奘归案。

幸好当地的州吏是个信佛的人，感动于玄奘的执著，撕毁了通缉令放他西行。

但无马如何西行

无人指引又如何过五烽

愁闷中，玄奘同一帮胡僧窝在道场里诵经，不意中结识了一位老翁，据说很熟悉西域地形。

这老翁听说他要去天竺，非常惊讶：“西路环境险恶，要经过沙河（今戈壁沙漠），沙漠里鬼魅的热风，遇到就要丧命

你单身一人还是多作考虑，不要自轻身命。

”玄奘却说：“我为求大法誓要西行，不到婆罗门国决不东归

就算死在半路也不后悔

” 老翁见他意志坚定，就将自己的识途老马送给他，指引他西行。

从此，玄奘孑然一身，越戈壁，翻葱岭，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最终克服千难万险到达天竺。

（小标）曲女城大会，声震天竺 当时的天竺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印度”，“五印度”中又分立许多小国。

玄奘于公元628年前后到达天竺，前3年一直在北、中印度各国游学。

公元631年，才到了摩揭托国的那烂驼寺——别小看了这寺庙，在当时，它可是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有一万多名常住僧员，每天都开办专题讲座，学术气息极浓。

因为佛学造诣过人，玄奘在那烂驼寺受到了最高礼遇：1200名僧众焚香持花，对他热烈欢迎。

他还得到了最高一级的生活待遇，据说享受这一待遇的全寺只有10人。

这还不算，连早已停止讲经的该寺主持——戒贤法师，也破例收他作关门弟子，为他开课讲经。

玄奘在那烂驼寺学经5年，不仅深入掌握了佛学经义，还学会了熟练使用印度的语言和文字。

戒贤法师赞赏他的才学，请他主持本寺的讲席。

玄奘的名字，由此传遍印度各地。

这时印度各国中，曷利沙国非常强盛。

该国国王戒日王笃信佛教，非常仰慕玄奘，他下令约集各国僧众，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召开佛教辩论大会，并推举玄奘作“论主”。

玄奘端坐论坛18天，读了他写的长篇论文《破恶见论》。

结果，上万名僧众没一个敢站出来与他辩论。

戒日王于是发布了一道命令，称：“支那法师（玄奘）……为降妖伏魔，来我国显扬大法，破除愚昧。

” 本是到印度学经，却被认为是去传经——能在佛教发源地受到这样的推崇，玄奘不虚此行

（小标）没有玄奘，就没有奉先寺

先要声明，玄奘与龙门石窟奉先寺没有必然关联。

但武则天弘扬佛教，修建此寺，当初的确是受了玄奘影响。

这得从玄奘东归说起。

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一条特大新闻轰动了唐都长安：玄奘法师回来了

此时距玄奘离国已有18年。

虽然印度方面执意挽留，许以最高礼遇，但玄奘心怀祖国，不忘故土，带着657部佛经，毅然辞谢东归。

对于一个载誉而归的高僧，他当初私自出国所犯的小小错误，在唐太宗李世民看来，完全可以既往不咎了

皇帝亲自出城迎接，百姓自不待言，一时间万人空巷，对玄奘夹道欢迎，盛况空前。

玄奘拜见唐太宗时，武则天就站在旁边。

当时的武则天只是唐太宗身边的小才人，她见到玄奘“谈吐文雅，知识渊博，阅历丰富，毅力惊人”，不禁惊呆了，遂由此对佛教产生浓厚兴趣，并于称帝后广兴佛事，续建龙门石窟，建奉先寺，造卢舍那大佛。

当然，这是后话。

对重修不修龙门石窟，玄奘当时是不关心的。

他关心的只是如何尽快翻译出经书，普度众生。

翻译比原创更难，因为要以本国读者熟悉的理解方式，去讲解外国作者的创作思维。

可玄奘却“专务翻译，无弃寸阴”。

他每日给自己定了工作目标，白天完不成，夜里就接着干。

其间，皇帝数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婉言谢绝。

但他答应将西行所见的风土人情写下，这便是后来的《大唐西域记》。

翻译工作持续了19年，玄奘以身殉道，死在了工作台上

至此，他共译出佛经74部、1300多卷，为中国的佛教文化贡献了灿烂一笔

同时，他所著的《大唐西域记》，文笔优美，为研究古代中亚，以及印度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外还有一点，恐怕各位不知道：“印度”这个译名，就是玄奘首先确定的。

片言只语，难述玄奘之伟大。

鲁迅先生曾盛赞唐僧舍身求法，是“中国的脊梁”。

作者写西游记时的写作背景

在中国史上，梁启超是一个异常响亮的。

他集政治家、学者、作一身，以激湃、大开风气的文章，为转折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股不可抵挡的洪流。

他留下的1400余万字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史学、哲学、法学、社会经济学、新闻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

梁启超虽然已经逝去大半个世纪，但在广东新会、北京、天津乃至日本神户，不仅其故居保存良好，而且他那强国、改革的愿望至今仍然鼓舞着无数海内外同胞。

1914年他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提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被清华大学沿用至今。

然而，在北京香山植物园内，这位风云人物、学界泰斗的墓碑上没有生平，没有任何一个头衔。

透过这座墓碑，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为国家复兴而奔走呼号，为民族振兴而鞠躬尽瘁的知识分子的高大形象。

梁启超去世时，曾有一副对联这样写道：“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此次新会之行，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梁启超的精神虽然诞生在风雨飘摇的昨日，但在当下，其分量与价值不但不会减损，还能转化为推动历史和社会进程的巨大动力。

纪念梁启超，就绝不仅限于维修故居、吸引观众的简单思路，他的遗址和事迹是对青少年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树立崇高理想的鲜活教材；他那维新奋发的精神，更应为时所用，为世所用，以彼时之维新促今日之体制改革，以彼时之新民促今日之公民素质，以彼时之爱国促今日之团结共进。

梁启超曾宣称，有朝一日“举国行当思我耳”。

我们相信，大到“神舟五号”升空，小到每一件具体工作的革新，让维新故人留下的精神财富，在百年之后的时空中再次焕发光彩，便是回应这一预言的最好方式。

寻访梁启超少年时代 1933年，文学大师巴金乘船游览了新会天马河中一棵冠盖300亩的古榕树，写下了散文名作《鸟的天堂》。

他在文章结束的部分写道：“远远地一座塔耸立在山坡上，许多绿树拥抱着它……那里就是朋友梁的家乡。

” 这里所描写的，便是梁启超的故乡。

1873年，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出生于新会凤山之下茶坑村一个私塾先生之家。

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待到我们寻访之际，先生辞世已75年，但这座百年故居仍然深藏于曲折盘桓的村宅中心，四周广植葵、榕、柑、橘，绿野无极，人声少闻。

梁氏故居建于清光绪年间，是一幢高墙围筑的青砖黑瓦平房，梁启超的少年时代便在此度过。

想当年，在梁家门前来来往往的人，有谁曾料到会从这个门口走出一位撼动世纪之交中国政坛文坛的思想文化巨人

在寻访梁启超少年时代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摸索出这位维新巨人从启蒙到成长的心路历程。

梁启超12岁外出游学之前生活和成长的这个家庭，一向以质朴、端凝的家风闻名乡里。

梁启超从小在品德修养上深受祖父的影响。

据资料记载，每年上元佳节，祖父都要携诸孙来到当地一座庙宇，对着庙内绘有忠臣孝子的图画，“指点而示之曰：”此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岁以为常。

“位于新会南端出海处的崖门，是南宋将亡时宋军与元军最后激战至覆灭的古战场。

每年清明祭扫路过崖门时，祖父总爱向儿孙讲述当年南宋宰相陆秀夫背着幼主投海殉国的情景。

这些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激励着童年时代的梁启超。

在今天，梁氏宅院内中规中矩的厅堂布置，让人依稀看到了这位祖父不苟言笑的面容。

正厅中间桌子上置放着一对青天大花瓶，两侧墙壁上悬挂着八仙图案的金木雕彩瓷画，典型的正统家庭气象。

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梁启超，日后却远远超越了父辈“文死谏，武死战”的忠君思想。

在封建王朝的尾声，他以维新思想为基础，写下了《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篇，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心中，描绘出一个改天换地的强国之梦。

终其一生，梁启超虽然因为政见的“多变”屡遭诟病，但他爱国的宗旨却从未改变。

。

在新会人眼里，少年时代的梁启超是个不折不扣的神童。

当地人流传着许多关于梁启超幼时出口成章的故事。

有一次，他爬梯子玩，看到祖父站在梯子下，便天真地唱道：“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

还有一次，梁启超给来访的客人敬茶，客人随口说了句：“饮茶龙上水”，梁启超回应道：“写字狗扒田”，两个人用的都是新会俗语。

客人诵：“东篱客采陶潜菊”，梁启超即对：“南国人怀召伯棠”。

才思之敏捷令人惊叹。

梁启超“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0岁前往广州应童子试时，当众以盘中咸鱼为题作诗，“神童”之名传遍乡里。

12岁考中秀才、17岁考中举人，他曾令授业先生发出“吾不能教之矣”的感叹。

一度沾沾自喜的梁启超，直到18岁时第一次领教到康有为“新学”的“大海潮音”，才如“冷水浇背”，毅然舍去旧学，投奔康有为门下。

梁氏故居内至今保存着梁启超接受启蒙教育和读书的地方“怡堂书室”。

书室很有点鲁迅先生笔下“三味书屋”的味道，正中悬挂着孔子的像，两旁分别是“读圣贤书”、“立修齐志”的对联。

书室中间按“品”字形摆放着3张课桌及条凳，室内仿佛至今仍然回荡着诵读“之乎者也”的稚嫩童声。

不难理解，梁启超虽以新学闻名，但终生保持着儒家尊师重教的传统，即使政见相左，仍然将康有为奉为恩师，且在“五四”运动时反对全盘否定儒家文化，这一切或许早就在这间书室里埋下了伏笔。

由于梁家是耕读之家，并不富裕，“数亩薄田，举家躬耘”，所以除了读书外，劳动同样也是梁启超少年时代接受教育的途径之一。

梁启超曾在《三十自述》回忆父亲莲涧先生“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有不谨或者偷懒，父亲便会训斥道：“你看看，你还像个正常的孩子吗

” 此外，母亲赵氏的教育对梁启超的立身处世也有极大影响。

有一次，母亲严厉教育儿子不可说谎。

她那“欺人与窃盗之性质何异”的质问，令梁启超终生难忘。

梁启超小时候都干些什么家务活

现在已经不得而知，只不过梁氏故居入门右侧可见一间厨房，内设木磨、椿、灶台、橱柜等物什。

百多年前，梁启超小小的身影应该时常出现在这里吧

实际上，梁启超赴北京完婚之后还携妻子回来住过一段时间，长女思顺就诞生在他们的寝室———故居正厅南厢的耳房。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真知灼见为学界重视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完满的典型代表。

无论是疾呼变法图强、宣传西方文明，还是提倡君主立宪，他的兴奋点始终与时代的兴奋点保持一致，其内心的矛盾和政治主张的“多变”，完整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

梁启超的许多真知灼见，比如立法修宪、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性，现在很受学界重视。

梁启超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但缺乏作为政治家必备的实际操作能力，而且他还是一个“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胡适语）的性情中人。

他反对康有为参与复辟帝制，但他却真诚地为导师祝寿；康有为去世时，他还主持吊唁仪式。

他应胡适之邀来北大讲课，却在课上公开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徐志摩结婚的时候，他身为主婚人却在婚礼上严厉批评徐志摩，要徐志摩认真对待婚姻。

他去世前曾患尿血症，被医院误诊为右肾肿瘤，亲友纷纷谴责医院，他却告诫众人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不成熟便从根本上怀疑科学。

他以生命的代价留给人世间一份最为宝贵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