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院学僧毕业感言

佛学院毕业感言。

四年的时间所经历的在就是感恩师长祝福同学们的话

一般会说两种吉祥的话语：

【第1句】：誓修一切善，誓断一切恶，誓度一切众生；

【第2句】：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口意之所生，今向佛前求忏悔。

怎么才能读佛学院

出家佛弟子比在家的佛弟子，受的戒律要多。

问：对在家居士来说，修学戒律应如何入手

答：作为居士来说，五戒是最基本的戒律；八戒是在家居士体验出家生活的戒律；如果我们除了行五戒、八戒之外，对自己还有更高的要求，可以再受菩萨戒。

关于五戒、八戒的内容，圣严法师在《戒律学纲要》的三皈五戒这部分讲得比较清楚，你们可以以此作为参考。

另外，《优婆塞戒经》也是在家居士修学大乘菩萨戒的范本，系统介绍了从发菩提心到行菩萨道的整个修学过程，太虚大师曾大力地弘扬过。

我觉得《优婆塞戒经》和《瑜伽菩萨戒》对于在家居士修学戒律都有很大的帮助。

而《梵网菩萨戒》是顿戒，相对来说要求会高一点，行持起来也比较困难。

问：在家学佛会不会影响到正常的家庭生活

答：既然是在家居士，当然还是可以正常地谈情说爱，结婚生子，只要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在五戒允许的范围内。

吃素的问题也不定一非要坚持，能吃素当然最好，不能吃素的话，只要不杀生，吃三净肉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学佛对我们的家庭生活是没有任何妨碍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学佛使我们的道德得到了净化，使我们的人格得到了升华，这对于维护家庭的和睦和幸福有着根本的保障。

问：“在家居士不可以读戒”，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吗

答：严格来讲，在家人不能参加僧团的大众会议，就像党员会议，非党员不可参加；同样的道理，非比丘也不可看僧团的会议。

在戒律里，并没有明确规定在家居士不可以看戒律，之所以不主张、提倡在家居士看戒律，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出家戒律是让出家人守持的，与在家人没有关系，在家居士了解并守持在家戒即可；二是为避免是非，在家众若看了出家人的戒律，而对僧团内的情况又不了解，只一味拿着这个标准去衡量出家人，难免产生议论、诽谤，以致造下口业，倒不如不了解更好些。

所以一般主张不看，而出于研究的需要，看了之后也不属于很大的过错。

问：受戒时候，如何得到戒体

答：受戒必须通过如法的羯磨、如法的仪式来完成。

现在受戒，通常只是授戒和尚把一些重要的事情交待清楚。

作为受戒人，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受戒，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受戒过程中，要听清楚授戒和尚的讲话，尤其是羯磨时一些关键的话，其中说三皈依文：“即尽形寿皈依佛，尽形寿皈依法，尽形寿皈依僧。

”是最为重要的，戒体就是在这时得到。

因此，必须以最为恳切殷勤的心，希望得到戒体，在授戒和尚宣布三皈归内容时，听得了了分明，答得明明白白，才可得到戒体。

参考资料：济群 法师有关持戒、归依、吃素、修学、护生、出家、居士日常生活等的答疑

西游记1-100回的点评和感悟。

求完整。

回顾台湾光复后佛教倡办的第一所僧伽教育学院　　－－“佛教讲习会” 　　秉持尊重文化、尊重历史的理念，晴虚长老应允回顾台湾佛教僧教育历史的轨迹，叙述自身求学的经历，并从这历史性映像当中，让后辈得以窥见早期台湾佛教兴办培育僧才教育的概况。

　　民国三十八年，太虚大师的弟子大醒随政府撤退来台湾，并将大师慧命的海潮音月刊版权搬来，继续发行；不久又向政府申请成立培育僧才的佛学机构，核准的就是称 为“台湾佛教讲习会”。

晴虚长老表示：讲习会的学制是三年，应当是属于“佛学院”的体制，但是当时的台湾政府当局，不允许佛教界创办佛学院，碍于政府的掣肘，因此大醒以短期讲习会的名义，著手创办培育僧才的教学机构。

当时的青年学僧包括有星云、了中、印海等数十位青年，且大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当时的讲习会开办半年后，由于大醒法师猝然受到某位学生的刺激，在讲台上晕倒，不久往生。

灵隐寺主无上法师热心于佛僧教育，乃积极与台湾省佛教会接洽，得到省佛会宋修振理事长的支持，遂由台湾省佛教会承接主办，于民国四十年春发函各县市佛教会招收学僧。

所以重新开办讲习会时，就读的学僧大体上是以台湾的青年学僧为主。

本来依台湾省佛教会的立场言，要招生的对象是男女并收，但是因为由香港特别礼聘来台主持教务的演培法师，坚持主张男、女二众一定要分部。

因此尼部就被分置于中坜的圆光寺；而设在新竹青草湖灵隐寺的男众部，就由无上法师、演培法师分别担任院长及教务主任，尼众部的院长则分别由默如法师、莲航法师担任。

晴虚长老回忆，当时他才二十一岁，也是经由台湾省佛教会发函招生的第一届学僧，同学还有圣印、圣法、修和、修源、晃心、圣学、圣隆、真定等十几位学僧。

而女众部则有三十多位，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台湾佛教界已是尼众居多的现象。

　　由台湾省佛教会主办的第一届佛教讲习会，开办了一年，因经济拮据，无法再继续承担学僧的开销，因此圆光寺中的尼部只好停办；过了两年，道安法师从香港来台湾后，应达心法师的邀请，到汐止净修院开办佛学研究班，那时圆光寺中尼部的学生，才又有机会继续研读。

但是佛学研究班开办不到三年，也因经济问题而宣告结束。

至于灵隐寺的男众部学院，则在第二学年就因经济困难，迁移到台北善导寺，在善导寺护法会李子宽居士等人的极力支持下，安顿了半年。

从那时起学部教师也加强了，演培、续明法师分别教授佛学课程，仁俊法师教国文，灵根法师任监学，还有一位主编宪政中英文译稿书刊的居士教佛学英文，李子宽老居士则教三民主义，而由曾留学日本的关凯图老先生包办历史、地理、物理及化学。

晴虚长老称叹地说：那时的善导寺宗教气氛非常浓厚，没有后来那样的殡仪活动，护法会居士们在学僧的带动之下，都能按时参加每星期的共修，充满法喜

唯一缺憾的是，当时市政府的交通大队、兵役课、户籍课等办事处都设于善导寺内，占去两侧殿舍，只剩下佛殿可供学僧使用。

由于市政府行政单位－尤其是数百辆摩托车的交通队，白天非常吵杂，以致于学僧们都无法安静地研读，无奈之 下，半年后讲习会只得又重返新竹灵隐寺。

虽然灵隐寺那时的寮房、讲堂等设备并不是完善，但是为了求宁静和安定，加上学部的经费无上法师愿意发心分担，因此男众部第一届的讲习会，再重返灵隐寺后一直持续到第三年毕业时，并没有再异动。

　　晴虚长老表示：演培法师是一位佛学渊博，教学认真、严谨的好法师，所有最深的课程都自己承担讲授，上课时也都用亲笔书写的手稿授课，包括：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具舍论颂等，唯有佛法概论、异部宗轮论、解深密经，是使用在香港出版的原书。

演师要求学僧对佛学课必须熟读或背诵，作为考试时20﹪的成绩。

但很不幸，到了第二学年的下学期，佛法概论被佛教会向政府当局检举说内容有共产思想，演培法师接受李子宽的建议，课堂上不再使用该书，直到印顺导师被国防部约谈并确认没有问题之后，经过稍作修改的佛法概论，才又重新列入作教材。

晴虚长老指出：佛法概论中被检举的北俱卢洲（第九章）那一段，亦是根据《阿含经》所撰写的讲义。

《阿含经》是佛教圣典，在佛典中具有根本性、权威性。

如果根据经典撰述的佛法概论有问题，那是代表《阿含经》本身就有问题了；这样说的过去吗

晴虚长老慨叹的陈述史实，并正气凛然的指出，佛教界实在不应该自己害自己人。

　　第二届易名为灵隐佛学院 　　第一届男众佛教讲习会结业后，因为经济困绌的问题，当中悬搁了三年，民国四十六年间才再招生第二届，而女众开办的时间要比男众早半年。

男众部由灵隐寺主办，改名为灵隐佛学院，由续明法师担任教务主任；女众部则由新竹一同寺主办，教务主任由妙峰法师担任。

教授佛学课程的老师，都是礼请福严精舍的学僧支援，而社会学科如国文、英文、史地等课程才由在家居士讲授。

　　晴虚长老回忆：从佛教讲习会毕业的那一年他才二十四岁，二十五岁时帮忙自己出家的祖庭－灵泉寺，举办传授三坛大戒法会，那是为纪念开山祖善慧大师圆寂十周年；之后，自己因罹肺部咯血病疗治了一年多才愈。

二十七岁正月正式进入福严精舍，二十八岁才到灵隐佛学院教书，当时一齐传授课业的续明法师以外尚有：演培、印海、通妙等法师。

第二届的男众学僧人数和第一届一样大约二十位左右，现在中坜圆光寺主办佛学院颇有绩效的如悟法师，就是其中的一位；而报考一，但只录取三十位。

当时两个学院的教师阵容，可说是最坚强形势。

因为有演培、续明诸大法师，还有妙峰、幻生、印海、常觉、通妙和我（修严），分别担任两院佛学课程；印顺导师还就近特为一同佛学院讲授《入中论》和初编的《成佛之道》偈颂。

可以概见当时两院的佛学课颇为充实（两个学院的课程，各详见其毕业纪念刊）。

而印公导师的课，我们精舍法师都一起参予听讲。

（其后，于民国五十五年间，印海法师在慧日讲堂创办太虚佛学院，发布招生讯息时，男众前往报名者只有十位；而女众预定录取三十位，前往报名者则有八十多位，可见台湾当时出家的女众人数一直总比男众多，因此尼部就学时竞争就显的比较激烈。

）　　第二届佛学院结业之后，也碍于经济的因素，灵隐寺及一同寺都无法再续办

续明法师于是将灵隐佛学院学生都安置到福严精舍，并将精舍改称为福严学舍，以为区隔前期的学僧和学程性质有差别。

福严学舍的学制采三年制，学生也仅是将近二十位而已。

当时台北市的慧日讲堂业已落成，印顺导师移住慧日讲堂；续明接任福严精舍住持，印海受任为慧日讲堂当家，妙峰、常觉、也随往慧日讲堂，仁俊法师和晴虚（修严）法师原安排继续留在福严学舍讲课，后以另有因缘离去；演培法师则前往南洋－越南、星洲等地弘法，其后就逗留在星加坡了。

福严学舍也只办了一届，由于续明法师前往斯里兰卡参加世界佛教联谊会，到了印度朝礼佛陀圣迹时，遇到热浪，突发急性肝炎，而猝然往生。

晴虚长老沉痛地表示：他曾因续明法师的往生而三度流泪，感慨佛教英才殒落

这对佛教界而言，确实是一大损失。

　　第三届灵隐佛学院如昙花一现 　　续明法师主持的福严学舍于结业后，灵隐寺无上法师曾到福严向续明法师再度表示有意续办佛学院，但续明法师基于灵隐寺尚未改善教学环境的原由，当时没有应允。

后来因为续明法师往生，值演培法师从越南回国，无上法师本于为教育才的衷诚，再度恳请，演公遂为介绍广化法师到灵隐寺主持教务，继续开办第三届灵隐佛学院。

这届的学僧依然只有十几位。

由于开办一年多之后，内部发生问题，无上法师和广化法师之间无法协调，于是宣告停办。

其后迁到台中县南普陀去。

因得国强法师的成就，而继续开办。

　　晴虚长老与福严精舍的因缘 　　晴虚长老表示：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移至台北市善导寺时，是民国四十一年春。

不久，欣逢印顺导师从香港入境台湾，驻于善导寺，准备前往日本参加世界佛教联谊会大会。

因此我们全体同学欣幸礼见印顺导师，结下法缘。

当印顺导师从日本再返回台湾时，因受演培法师、李子宽居士等的极力劝请，被挽留下来，而开建福严精舍，前后不到二年，福严精舍即告竣工。

此时正值台湾佛教学院“讲习会”首届毕业，主持教务的演培法师和主持海潮音编务的续明法师，就移住入福严精舍；还有仁俊法师、印海（任监院）、常觉，以及前时亦在讲习会听演公法师讲俱舍论颂的妙峰、幻生；后来还有通妙、正中等法师，也住进精舍；晴虚和真华亦于民国四十六年初同时进入福严精舍，大众都为亲近受教于印顺导师座下。

当时的福严精舍，可谓学风鼎盛时期，受到教界称叹

而从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毕业的学僧中，唯有晴虚（修严）得到印顺导师的特许进入福严精舍常住修学的学僧。

换句话说，晴虚是唯一从学院毕业后入住精舍，长期听过印顺导师讲课的台湾学僧。

当时的福严精舍虽然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用讲学来度众，但是在印顺导师住锡的五、六年间，佛教界公认和称叹那时的福严精舍是‘最高的佛教学府’。

　　晴虚长老回忆说：印顺导师在精舍时期，每天都为住舍学僧授课，或以专题的方式讲解《法华经》、《华严经》等大部经典要旨。

此外，尚且以新科判讲授《楞伽经》，直到全部讲完。

可是，我们大家都为灵隐、一同的两个学院授课，及为阅藏课程的学业而忙著，没有能纪录成书。

尚幸于前几年，印海法师将《楞伽经》笔记整理出来，并印行流通。

　　从参加台湾省佛教会主办的“台湾佛教讲习会”受佛学教育，到印顺导师主持的福严精舍高阶程佛学研究的长期修学生涯。

回顾往昔，晴虚长老感慨地说：昔日学僧的生活无疑的可以用“简朴”、“克难”这两句来形容，例如：灵隐寺的学院教室是只有二十坪见方，两面无光的墙壁，旁连饭间和卧房；而餐桌不但用来吃饭，也是晚上自修的场所－晚上自修就分坐在数个圆饭桌边，在没有电灯照明的环境下，只好点著油灯夜读；足以感到欣慰的是，虽然当时的环境和设备、物资都非常简陋、缺乏，生活困难。

但是却能得到演公法师等一流教师的教导，而深以为幸

　　晴虚长老指出：参加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的学生，流动性很大，前后有十多位无法继续研读，主要的障碍是由于语言不通的缘故，再加上佛学基础薄弱，因此对于艰深的课程无法领受。

在讲习会求学时，学僧的起居作息与寺院同步，虽然不用轮厨寮，但每天均例行诵早晚课、出坡，上课时依然要举行期中和期末的考试，监院（灵根法师）则会依日常的行为打操行成绩。

由于环境及硬体设备都很克难，所以主持教务的演培法师，对于行门方面只教导基本的学佛行仪、梵呗（由唯慈法师教授）等必修的课程，并要求学僧诵早晚课，但是并没有安排禅坐，虽然在第二学年的课程即有《解深密经》，其中有讲授止观法门，但却无法付之于实际上的行持。

要待后来到了福严学舍时，由于续明法师非常重视戒律，所以开始每半月举行一次布萨诵戒。

通常在布萨时诵《佛遗教经》，后来诵《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戒品》。

当时的住众，印公导师之外，有演培、续明、仁俊诸师长，还有印海、妙峰、幻生、常觉、真华、通妙、正中，还有忝居末席的我（修严），大家都是以前经过佛学院毕业。

而来住福严精舍的，都是为亲近导师，潜修佛法的。

却在一年后，皆分担起灵隐、一同的两处佛学院的教学任务。

此外，还有几位新出家的－圆慈、传谛、厚基等的年少学友。

　　晴虚长老很开朗的说：上印顺导师的课既不用交报告也不需要考试，只要如期阅读导师所开出来的－每学年度阅读的经、律、论及其他精著的书目－包括导师的《摄大乘论讲记》、《中观论讲记》、《大乘起信论讲记》等书单，并且认真作笔记，或撰写心得文章，表现有成绩即可。

虽然演培法师严格要求背念和印顺导师开放自主的教学方式截然不同，但是经过他们的导教之后，学僧们都受益良深。

　　晴虚长老从民国四十一年进入台湾佛教讲习会正式接受学院式的佛学教育，至今已经跨越了半个世纪。

他精神戄砾地表示：佛教界应当尊重历史、尊重文化。

如果没有历史性文化可陈述，就无法了解以往佛教教育的轨迹，与佛教文化的特色。

那么毫无疑问的，我们访谈而回顾晴虚长老以前的求学过程，给我们对早期国运艰难、民生困苦时代的台湾佛教教育概况，作了一番巡礼；并且对当时佛教教育文化的特色留下回响，提供后学参考。

　　兴办佛教僧伽教育有两大问题的感言　　据晴虚长老对佛教兴办僧教育的感言说：佛教主办的僧伽教育，是属宗教性的教育机构，无论用什么名称，－如称为OO佛学院、OO禅学院、OO大学、OO佛研所、OO佛教研究院，或是其他任何名称，都同样的不能获得我国政府教育当局的承认。

主要原因，大体来说： 　　我国政府教育部门，一向排除所有宗教性的教育文化，一律不采纳宗教性的教育学科与学资的资历。

所以也就没有制定宗教性的教育学制之条例。

－没有宗教的学科、学分、学历的法制准则可为学资依据，也就无法核准给予宗教界设定宗教性的教育机构之认证。

　　台湾的宗教界又是各自为政，没有统合以制定符合教育法规的学制－学科、学分、学历等的教育制度。

尤其是台湾本土的宗教，似乎从没有考虑到现时代性的法制化理念之特性与形势。

只知一昧的顺应“自由”的风潮和环境，而各自为己，各自行动，全没有时代性国际大势的法制理念，尤其于宗教性的教育为然

　　大家如能认识到宗教性质的教育之重要性，又能认识到时代性的法制化形势，而从速谋致建立佛学教育学制，甚至“学以致用”的一贯制度，则于适应未来时代的开展，当可预见曙光。

　　我尝任教台北市太虚佛学院、屏东的东山佛学院，都属高级佛学院，却是一样的都寄托在寺院环境内，没有能独立兴办，而且不久都停办了。

后来，我以人事因缘回到自己祖庭灵泉寺来，本于为佛教育才和为成就佛门青年的理念，前后曾创办过三届佛学院，也都是寄生在寺基里，无论是设备、师生、教材等的经费，一概要端赖常住的供给。

虽然有著独立的理念和会计预算，却少有外来的资助；虽有学制化的学科、学分与学历的理念与制定、甚至有奖学金和学以致用的理念（详见中华佛研所主编的《佛学教育年鉴》“华文佛教学院”的学制概况），却一样不能办好，而且学生的流动性很大。

主要原因，就是始终不能得到政府教育当局的核准立案。

－就如多年来的中华佛研所，以及佛光山的所设丛林大学和佛学院，虽颇有基模和热心于佛教教育，却都同样不能获得教育部的立案。

因此，只能成为形同“私塾”的教学状态；同时也就难以引生社会界的重视，难以引起青年们的向学热诚，而难以延续与发展

谢谢访问

谢谢

　　慧敏法师、恒清法师和周文广教授等一行，于经历两小时的访谈之后，并参观灵泉禅寺新建的社教馆和文化会馆、觉皇宝殿，又到内苑参观文物纪念馆内的历史性佛教文物，古版日本昭和修修训点大藏经，怀恩堂中奉祀的开山禅祖善慧大师纪念铜像等。

大家充满欢愉的浏览之后，与晴虚长老告别下山。

留下珍贵、无尽的历史性回忆

　　（口述：晴虚长老；整理：黄美英）

实践心得怎么写

1 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

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

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琪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名著十五部。

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

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优美的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赏析。

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愤而弃世，悲壮的走完了一生。

傅雷的悲壮弃世，不但是对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永远的傅雷先生”活动年谱 日期：年谱 ⊙1921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天主教教会学校）读初中。

⊙ ⊙ 1924年，因反迷信反宗教，言辞激烈，为徐汇公学开除。

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

” ⊙ ⊙ 1925年，在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

9月习作短篇小说《梦中》，发表于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

【第13句】：14期。

⊙ ⊙ 1926年，在北伐胜利的鼓舞下，与同学姚之训等带头参加反学阀运动，大同校董吴稚晖下令逮捕，母亲为安全起见，强行送子回乡。

8月写短篇小说《回忆的一幕》，发表于次年1月《小说世界》第15卷第4期。

秋后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

⊙ ⊙ 1928年，到达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

【第1句】：2卷各期。

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

本年开始留法四年。

为学法文，试译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

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

⊙ ⊙ 1929年，在瑞士莱芒湖畔，译《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载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

是为最初发表的译作。

9月返回巴黎后，就投人休养中开始翻译的丹纳《艺术论》第1编第1章，并撰写《译者弁言》，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

⊙ ⊙ 1930年，撰写《塞尚》一文，载同年10月《东方杂志》第27卷，第19号。

⊙ ⊙ 1931年，译屠格涅夫等散文诗四首，以“小青”、“萼子”等笔名发表于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的《艺术旬刊》。

译《贝多芬传》，后应上海《国际译报》编者之嘱，节录精要，改称《贝多芬评传》，刊于该《译报》1934年第1期。

11月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并为第2集撰写题为《刘海粟》的序文。

由中华书局出版。

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

编写美术史讲义，一部分发表于《艺术旬刊》。

译法国Paul Gsell《罗丹艺术论》一书，作为美术讲义，未正式出版，仅油印数百份。

⊙ ⊙ 1932年，与留法期间认识的庞薰琹和在上海美专认识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结成“决澜社”，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

傅雷在《宣言》上签了名。

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

9月筹备并主持“决澜社”第三次画展，即庞薰琹个人画展。

9月为庞薰琹个人画展写短文《薰琹的梦》，刊于同月《艺术旬刊》第1卷第3期。

10月译George Lecomte文章《世纪病》，刊于同月28日《晨报》。

10月至次年5月为《时事新报》“星期学灯”专栏，撰写《现代法国文艺思潮》、《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乔治·萧伯纳评传》、《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和《现代青年的烦闷》等5文；并翻译《高尔基文学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胁了》和《一个意想不到的美国》三篇。

为《艺术旬刊》撰写《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文学对于外界现实底追求》等文章四篇；美术史讲座十一讲：世界文艺动态十八则；以“萼君”、“萼子”、“小青”等笔名译短诗五首；以“狂且”笔名译拉洛倏夫谷格言二十六则；以“疾风”笔名译斐列浦·苏卜《夏洛外传》十二章。

⊙ ⊙ 1933年，所译《夏洛外传》全书付印，冠有《卷头语》及《译者序》。

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义自费出版。

9月母亲病故。

坚决辞去美专职务。

⊙ ⊙ 1934年，撰写所译罗曼·罗兰《弥盖朗琪罗传》的《译者弁言》。

全书于次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又译Paul Hazard长文《今日之伦敦》，连载于《国际译报》1934年第6卷第

【第5句】：6期。

6月将在美专任教时编写的美术史讲义整理、补充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未发表），198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6月《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为所译《托尔斯泰传》的代序。

全书于次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

“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

3个月后，以经济亏损而停刊”。

⊙ ⊙ 1935年，3月应滕固之请，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四个月。

以笔名“傅汝霖”编译《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一部。

6月由该委员会出版。

6月译《米勒》，作为序文刊于王济远选辑的《米勒素描集》（商务印书馆出版）。

7月撰写所译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的《译者弁言》。

全书于次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9月写《雨果的少年时代》一文，发表于12月出版的《中法大学月刊》第8卷第2期。

12月为所译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撰写《译者序》。

全书于次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6年，4月译毕莫罗阿《服尔德传》，写有《译者附识》。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 1937年，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

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

⊙ ⊙ 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

【第2句】：

【第3句】：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

⊙ ⊙ 1942年，1月翻译英国罗素《幸福之路》，并撰写《译者并言》。

该书于1947年1月由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

3月重译《贝多芬传》，并写《译者序》，以所撰《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为附录。

全书于1946年4月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

4月翻译法国杜哈曼《文明》。

⊙ ⊙ 1944年，1月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陈叔通、邓秋枚、高吹万、秦曼青等共同署名发起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并刊印《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和《黄宾虹画展特刊》，特刊上以笔名“移山”，撰写介绍黄宾虹绘画之《观画答客问》。

2月翻译巴尔扎克《亚尔培·萨伐龙》，1946年5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4月以笔名“迅雨”写《论张爱玲小说》，对张爱玲创作的发展趋向提出了精当中肯的批评。

文章刊于柯灵所编《万象》5月号。

12月翻译巴尔扎克《高老头》。

1946年8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 ⊙ 1945年，9月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邮局扣发停刊。

10月至次年5月分别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为《新语》写文艺政治文章十六篇，翻译政论两篇；为《周报》写政论两篇；为《民主》写书评一篇；为《文汇报》写政论二篇。

12月为柯灵主编的《周报》积极提供材料，出版《昆明血案实录》。

⊙ ⊙ 1947年，“痛改”杜哈曼《文明》的译稿，并写《译者弁言》及《作者略传》。

5月由南国出版社出版。

4月翻译斯诺《美苏关系检讨》，生活书店以知识出版社名义刊印两百本。

译者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先连载于4月

【第24句】：25日《文汇报》。

7月写《所谓反美亲苏》一文，刊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第2卷第24期。

⊙ ⊙ 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牛顿《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译竣于庐山枯岭。

由三联书店出版。

⊙ ⊙ 1951年，译毕巴尔扎克《贝姨》，写有《译者弃言》。

8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

7月重译《高老头》。

9月为《高老头》撰写《重译本序》。

全书于10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2年，2月巴尔扎克《邦斯舅舅》译毕。

5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9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1册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3年，2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2册出版。

3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3册出版。

6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4册出版。

全书出齐。

7月译毕梅里美《嘉尔曼》（附《高龙巴》）。

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 ⊙ 1954年，译毕巴尔扎克《夏倍上校》（附《奥诺丽纳》、《禁治产》）。

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8月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因放不下手头工作，未参加。

所写长篇书面意见《关于整顿及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列为会议参考文件。

8月译华服尔德《老实人》（附《天真汉》）。

次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9月20日华东美术家协会为黄宾虹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开幕式座谈会上就国画与西画问题作一发言。

⊙ ⊙ 1955年，2月译波兰杰维茨基《关于表达萧邦作品的一些感想》。

3月译法国Camille Bellaique《莫扎特》中之一节《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

4月译毕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

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5月译罗曼·罗兰《论莫扎特》。

刊于《外国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

⊙ ⊙ 1956年，写《萧邦的少年时代》和《萧邦的壮年时代》。

（未发表）。

2月写关于知识分子文章三篇，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文汇报》。

3月译毕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

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4月下旬参加政协视察团视察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于5月执笔写《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

6月去安徽参观合肥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

执笔写出《政协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

7月为纪念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写《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发表于同年《文艺报》第14期。

8月担任《文汇报》社外编委。

11月所写《与傅聪谈音乐》一文，连载于《文汇报》。

12月写《评＜春种秋收＞》，载于次年《文艺月报》1月号。

自本年至翌年7月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十二篇，刊于《文汇报》。

⊙ ⊙ 1957年元旦《文汇报》载所写短文《闲话新年》。

5月写《翻译经验点滴》，载《文艺报》第10期。

⊙ ⊙ 1958年，译毕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6月为所译《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撰写《译者序》。

全书于 1978年9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译丹纳《艺术哲学》，至次年5月译毕；并撰写《译者序》，精选插图104幅。

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59年，翻译巴尔扎克《搅水女人》。

1月为《搅水女人》写《译者序》。

全书于1962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月底抄录编译的《音乐笔记》，寄傅聪作学习参考。

⊙ ⊙ 1961年，译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并撰《译者序》。

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3年，因《高老头》拟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特在重译本基础上再次重改修订，并撰写《译者序》11页，译序于十年浩劫中失散。

⊙ ⊙ 1964年，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于8月改完誊清寄出，附有《译者序》，序文佚失于十年浩劫中。

该书于1978年3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 ⊙ 1965年，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猫儿打球号》。

此稿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找到。

⊙ ⊙ 1966年，十年浩劫伊始，即惨遭迫害，在人格和尊严备受凌辱的情况下，与夫人朱梅馥愤而弃世。

⊙ ⊙ 1979年，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郑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2 《傅雷家书》是将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写给儿子的书信编篡而成的一本集子，摘编了傅雷先生1954年至1966年6月的186封书信，最长的一封信长达七千多字。

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期望，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

傅雷说，他给儿子写的信有好几种作用：一，讨论艺术；二，激发青年人的感想；三，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四，做一面忠实的“镜子”。

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爱子之情本是人之常情，而傅雷对傅聪的爱却没有沦为那种庸俗的温情脉脉，而是始终把道德与艺术放在第一位，把舐犊之情放在第二位。

正如他对傅聪童年严格的管教，虽然不为常人所认同，但确乎出自他对儿子更为深沉的爱。

可以说，傅雷夫妇作为中国父母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是他们先做人、后成“家”,超脱小我,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

该书由于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是写在纸上的家常话,因此如山间潺潺清泉，碧空中舒卷的白云，感情纯真、挚朴，令人动容。

该书是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是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

这本书问世以来，对人们的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的启迪作用既深且远。

《傅雷家书》获过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还被列为大型丛书《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

及至目前，它在20多年间的发行量累计已达110万册，这足以证明其影响之大。

《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

对我们学生来说,更值得一读。

3 傅聪，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生于上海一个充满艺术气氛和学术精神的家族，父亲傅雷为著名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

傅聪童年时代断断续续的上过几年小学，主要在家由父亲督教。

八岁半开始学钢琴，九岁师从意大利指挥家和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百器。

一九四六年梅·百器去世后，基本上是自学，一九四七年就读上海大同附中。

一九四八随父母迁居昆明，先后就读于昆明粤秀中学和云南大学外文系，中断了学琴。

一九五一年只身返回早一年回到上海的父母身边，跟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琴一年，因老师迁居加拿大，又迫不得已勤奋自学。

一九五三年与上海交响乐队合作，弹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

同年，在罗马尼亚布加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者、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

一九五四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学者、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获《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

一九五八年深秋以优异的成绩于华沙国立音乐学院提前毕业。

一九五八年底，由于历史的原因被迫移居英国伦敦。

一九七九年四月，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八十年代，年年回国演出和讲学，一九八二年先后被聘为中央和上海两所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一九八三年香港大学颁发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一九五九年初，傅聪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首次登台，与著名指挥家朱利成功合作。

自此傅聪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只身驰聘于国际音乐舞台近五十余年，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

已故德国作家、诗人、音乐学者、评论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撰文赞颂傅聪，称“从技法来看，傅聪的确表现得完美无瑕。

较诸科尔托或鲁宾斯坦毫不逊色。

但是我所吸到的不仅是完美的演奏，而是真正的萧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