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门淑媛完结感言新书预告

张爱玲迷求推荐关于她的人物传记的好书哦，求助大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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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本最新的出版书：《月若有情月长圆最痴不过张爱玲》，文笔非常喜欢哦

作家是写人物传记江晓英。

《月若有情月长圆最痴不过张爱玲》以时间为序，以故事作延伸，契入作者江晓英的感想与对白，采用纪实性的手法，铺展张爱玲传奇的一生。

从心理、人性、社会、现实等多角度融合、搅拌、分析、理论、直述、引用各家观点和自身体悟，呈现出一个不同的张爱玲，简单、自然、真实，宛若尘埃里开放的莲绽放在你心灵之上。

发一个目录：第一篇 但觉初心，一掬明月似浮萍 八世 早慧 初心 必然 天才 掩卷秋痕 第二篇 莫道前路，百转千回人事空 开片 变故 难言 原来 决裂 掩卷童话 第三篇 试问拈花，明镜非台亦是台 新生 承受 华章 如是 原点 掩卷从来 第四篇 还似卷帘，海棠依旧烟雨中 随时 随性 随遇 随缘 随喜 掩卷问道 第五篇 若是无情，却道落霞孤雁恨 执手 作为 如果 楚歌 放生 掩卷匠人感觉一下序言如何：她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 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 她说：“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 她，是张爱玲。

民国时期的临水照花人。

她和她的寂寞在尘埃里开出花来——静默，绝世，孤傲。

她是一段梦的追溯，一段光影的胶合，一段斑驳琉璃璀璨与凋落的前前后后。

一生予以世人的真实和幻虚，令人唏嘘，惹人生疼。

让人难免生了回过头去详细究其根源与内里的迫切情愫。

她是一代传奇女子，她和她的《传奇》故事，在历经了半个世纪之后，依旧没有因她的静静离去而湮灭，而是越发地被当下关注和提及，一直被传说。

世间所有的矛盾体都会构成一道独立而又绚烂的永恒风景，比如日月、阴晴、圆缺、聚散、爱恨。

情势错综复杂，情节扑朔迷离，因果反反复复地轮回。

问及结果，殊途同归。

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

这简单的称谓，却宛如一株摇曳绚烂的罂粟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一个阶层和另一个阶层，一个世纪到下一个世纪的探究，延续。

陈克华说：“世界上有华人华文的地方，就有人谈论张爱玲。

”这定论难免会让人放大对其影响力的遐思，如果时光倒流，穿越，让历史长河一一溯回聚拢，张爱玲这一笔浓墨重彩到底占据着一个怎样的要塞，风口有多高，经幡有多震动

“世上的毒品不一定就是鸦片，茶是毒品，酒是毒品，大凡上瘾的东西都是毒品。

张的性情和素质，离我很远，明明知道读她只乱我心，但偏是要读。

”这是贾平凹以一位读者的角度诠释的张爱玲及张爱玲的作品。

如此推崇，一声叹息。

这些也只不过是张爱玲的一个侧影描摹罢了。

张爱玲，给予世人的，或世人所执着的爱慕，用李昂的话说：“这个女人好像替我及我们许多女人都活过一遍似的。

”何来不爱之

“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

”这是现代著名作家叶兆言对她最完美、最凄绝的写真。

这是她骨子里散发的初始与永恒，许了人世间一个苍凉的趔趄。

她是张爱玲。

她是旧上海没落贵族的寂寂行者，她是封建因子里浸染长大的遗少，她也是西洋镜欲幻了的名门淑媛。

其实，她只是旧式父亲与海派母亲两人糅合、打磨、着色后的泠泠青瓷，不属于任何人、任何一个年代，她只是张爱玲。

仅此而已。

她是张爱玲，不会微笑的张爱玲。

她或大笑，或不羁言笑。

她曾为他倾城一笑。

他们的爱情，至今世说纷纭。

第三者，谁可，谁能充分定论

“你到底是不肯。

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 她在他的阳光沐浴下冉冉而升。

她在他的无情下枯萎凋谢。

他曾经是她的丈夫，他叫胡兰成，他们签下过一纸婚约：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滚滚红尘，终究烟云作了散。

一一了无痕。

她是张爱玲。

一团寂寞的火焰，焚烧过去，点亮未来。

一杆旗帜，直插灵魂

江晓英 2013年6月18日看看你喜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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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本小说.叫 红尘摆渡

这个.,?

武大郎怎么死的

武大郎其实没有死，而是东渡到了日本。

山东到日本并不远，武大郎一叶扁舟在海上漂了几日，便上了岸。

日本当时尚未开化，武大郎的到来也给这里带来了新风。

在这里，武大郎俨然是一彪形大汉，加上原来时常看兄弟武松习武,也记着一招半式，随便划拉一下便打倒了一片，不久武大郎便被拥为国王。

成了国王，便要有国号。

当地人说这里本来叫服丧，也叫瘤球，武大郎听着晦气，便要改。

想起他在大宋所受的奸夫淫妇的气，武大郎的愿望便是×遍各国女人，但仔细思量，又觉得即使山东阳谷县的一条街他都摆不平，于是豪气顿失，×各国是不现实的，还是×本国吧他自言自语到。

这样，日本国的国号便诞生了。

由于日本国尚未开化，也没有文字，颇让武大郎伤神。

没有办法，他只好把自己所记不多的大宋文字和自己卖炊饼用于记事的符号一股脑写了下来，便成了日本国的文字。

国家就要有国旗。

武大郎觉得这个容易，自己是卖炊饼出身的，虽然幌子落在了老家，但样式他是记着的。

他自己动手又做了张炊饼，在炊饼上涂上朱砂泥，啪地一声扣在一面刚洗净的白布屁帘子上。

国旗诞生了。

还要有国歌武大郎想着，老家的埋人哭丧的调子便在他脑子里萦绕，他找来乐师记下了曲调，国歌又诞生了。

在大宋，人们有名有姓，日本国不能没有呀于是，家门口有松树的，赐姓松下。

种地的有赐山田，也有叫本田。

看坟的赐姓鬼冢、荒冢。

小泉一姓来历最特别，有一近臣为讨国王欢心，写了一首泉颂--国王撒尿感言的诗，便被赐姓小泉，这便是当今日本国首相的祖上。

如此等等，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姓。

名字就简单了，排行老大就叫太郎或者一郎，但不能叫大郎，因为这犯国王的名讳。

老二就叫次郎，但不能叫二郎，这犯武松的名讳。

其他就随便叫了。

接着，武大郎建立了军队还训练了武士，为了长治久安，武大郎为军队和武士亲赐武运长久以励志。

武运长久一直流传到20世纪。

武大郎当了36年国王，驾崩前留下遗言：吾本倭国，切不可做巨人之梦 武大郎死后，因无子嗣，国家从此进入了战国时代。

明清女性文学的兴盛主要有哪些表现特征

你是需要一篇吗

很长，你参考;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要特征

【内容提要】女性文学研究近年来虽较活跃，但主要集中在现当代研究领域，中国前现代女性文学研究则至今仍未引起学界重视。

本文以明清女性文学为例，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女性文学遗产作了初步梳理，并对明清女性文学所呈现的文学现象进行了钩玄提要的论述。

本文指出明清女性文学现象的五大特点：一是创作主体的家庭化；二是明清女性多才多艺，其创作体裁丰富多彩；三是女性结社的出现；四是女性诗人开始与男性文士交往；五是女性作家开始否定“内言不出于阃”的传统观念，重视文学的传播功能。

【关键词】 女性文学\\\/明清知识女性\\\/女性结社 　　一　创作主体的家庭化 明清两代，由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出现了许多文学世家，以一男性为首，提倡指导，而后形成了该家庭中一代或数代女性的文学群体。

一家之中，祖孙、母女、婆媳、姊妹、姑嫂、妯娌，均系诗人、词人、文学家。

这种现象在明清两代的江南（主要指江浙两省）尤为多见，往往是一门风雅，作家辈出。

最著名的自然要属明末清初吴江叶氏午梦堂，一门珠联，相映生辉。

叶绍袁妻沈宜修(1590-1635)，字宛君，为著名曲家沈璟之犹女，工诗词，为吴江女性诗坛的中坚人物，著有诗集《鹂吹》。

沈家本为吴江望族，她与同邑文士叶绍袁(1589-1648)结婚后，生有五女八男，均有文采。

著名的诗论家叶燮(1627-1703)就是她的第六子。

长女叶纨纨(1610-1632)、次女叶小纨(1613-1657)、三女叶小鸾(1616-1632)、五女叶小繁、三儿媳沈宪英，以上女性均工诗词，并著有诗集。

后由叶绍袁编成《午梦堂集》，流芳后世。

其中尤以小纨、小鸾姊妹，最有文名。

小纨不但诗词清丽秀美，而且还是一位剧作家（详后）。

小鸾，更是姊妹中的佼佼者。

陈廷焯称其“词笔哀艳，不减朱素真，求诸明代作者，尤不易觏也”（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见《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40页。

）。

他如桐城方氏（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姊妹、弟媳吴令仪及其姊吴令则等），杭州许氏（许宗彦妻梁德绳及其女许云林、云姜），吴江计氏（计嘉禾妻金兑、金兑母杨珊珊、金兑弟媳丁阮芝、沈清涵、宋静仪、金兑女计捷庆、趋庭、小鸾、侄女瑞英、同族女计七襄、计埰、计珠容），仪征阮氏（阮元妻孔璐华、妾刘文如、谢雪、唐庆云、女阮安、长媳刘蘩荣、次媳许云姜、女孙阮恩滦等），太仓毕氏（毕沅母张藻、妹毕汾、女毕慧、侧室周月尊、张绚霄），武进张氏（张琦女䌌英、珊英、纶英、纨英和她的女儿王采苹），闽南郑氏（郑荔乡九女，除九女冰纨早亡、五女长庚无考外，其余七女：镜蓉、云荫、青苹、金銮、咏谢、玉筼、风调，均有诗集），贵州金筑许氏（许芝仙、其妹遇贞、淑贞、梦贞、侄女芳欣、芳晓、芳盈、芳素），再如阳湖恽氏、阳湖庄氏，均是一门风雅，出了很多女诗人、女词人、女文学家。

这种家庭文化的繁荣，既有其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但更多地还是根基于人文氛围，即诗礼之邦、书香门第的文化传统，以及重视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对女性的熏陶。

所有这一切，便形成了明（万历之后）清两代才女辈出、女性文学发达的繁盛局面。

　　二　明清女性多才多艺，其创作体裁丰富多彩 明清女性文学家由于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之女性自强意识的觉醒，她们刻苦学习，在操持家务之余，全身心地投入艺术与文学创作，除诗词外，她们还创作了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明清之前的女性书写从文体形式上来看，比较单调，文学品种只限诗词文赋，没有其他文学形式，明清女性中出现了散曲作家、戏剧作家、弹词作家和小说家。

散曲是金元时代在北方新兴的一种文学形式，至元达到成熟阶段。

元代女性写散曲的多是乐妓，闺秀写散曲者大约始于明代。

著名的有明代文学家杨慎的妻子黄夫人、沈端惠、徐媛等人，至清代则有吴绡、顾贞立、孙云凤、吴逸香、方玉坤、朱恕等，最著名的当然是吴藻(1799-1862)。

杂剧虽然盛行于元，元代女性并未写过戏剧，第一位写杂剧的女性应当是明代马守真(1548-1604)，她写有《三生传》传奇（注：此剧已不全，现存者只是两出，即《玉簪赠别》和《学习歌舞》，见明人胡文焕编的《群音类选》，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此剧是写王魁故事的。

现存剧本最完整的，应当是明代叶小纨写的《鸳鸯梦》杂剧。

叶小纨(1613-1657)，字惠绸，她出生在一个文学气氛十分浓厚的书香之家，父亲叶绍袁工诗文词，母亲沈宜修，文学家，她是著名曲家沈璟的侄女，通音律，对小纨从事戏曲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小纨的姊妹，均工诗词，一门风雅，俱有文采（见前）。

红颜薄命，小纨的姐姐纨纨、妹妹小鸾，均早逝，母亲也中年去世。

小纨时时怀念亡母及姊妹之亲情，为此写了杂剧《鸳鸯梦》。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保存下来的女性写的第一个完整的剧本，值得珍视。

小纨之后，女性写的戏剧还有一些，如明代梁玉儿的《合元记》、梁孟昭的《相思砚》，但这些戏曲今天已看不到了。

明末清初的阮丽珍是一位对戏曲创作有贡献的女作家，传诵一时的《燕子笺》就是由她执笔撰写、又由其父阮大铖修改而成的。

另外，她还写有《梦虎缘》、《鸾帕血》等剧，文本已失传。

清代女性中，写过戏剧的人很多，据有关史料记载，近20人（注：清代女剧作家除文中提到的外，尚有李怀（著有《双鱼谱》）、李静芳（《丹晶串》）、曹鉴冰（《瑶台宴》）、孔继瑛（《鸳鸯佩》）、宋凌云（《瑶池宴》）、许燕珍（《保贞蓑》、《红绡咏》）、姜玉洁（《鉴中天》）、姚氏（朱凤森妻，《才人福》），惜以上剧作已佚。

），但多数剧作均已失传。

而真正留下作品的，大约要算苏州张蘩的《双叩阍》、西安王筠的《繁华梦》和《全福记》、安徽歙县何佩珠的《梨花梦》、新安吴兰征的《绛蘅秋》、杭州吴藻的《乔影》、东海刘清韵的《小蓬莱传奇》十种了。

除戏剧外，明清女性文学家还写有弹词。

弹词这种文体，从创作主体到接受主体多系女性，今天流传下来的名作如《天雨花》（陶贞怀撰）、《再生缘》（陈端生撰、梁德绳续）、《玉钏缘》（无名氏母女二人撰）、《笔生花》（邱心如撰）、《玉连环》（朱素仙撰）、《凤双飞》（程蕙英撰）、《梦影缘》（郑贞华撰）、《精忠传弹词》（周颖芳撰），其作者均系女性。

清代女性也开始尝试写小说。

小说在古代是“不本经传”、“背于儒术”、不登大雅之堂的“街谈巷议”，鲁迅先生就说过：“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注：《〈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是被封建统治阶级“向来看作邪宗的”（注：《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91页。

）。

因小说取材于民间，被上层文人视为“妖妄荧听”、“猥鄙荒诞”，有的更进而诋毁为“诲淫诲盗”。

总之在古代，与传统的诗词文赋相比，小说被视为低级文类。

开明的古代文士大多能认同女性写诗词，因温柔敦厚的诗教与女教为近，但不赞成女性写小说。

比如《再生缘》前十七卷的作者陈端生，其祖父陈句山是清代有点名气的文学家，他赞同女子写诗，但反对女性写弹词和小说。

在这种文化大环境下，女性很少有人敢写小说。

严格地说，1840年（道光二十年）前中国女性无人写过小说。

相传清代女诗人、女学者汪端(1793-1839)曾写过小说《元明佚史》，但我至今仍怀疑此书是否写完或出版过，搜罗完备的《历代妇女著作考》也未提及此书，这也可为我的怀疑提供一个佐证。

清代第一个写小说的女性是满洲词人西林春（即顾太清），她晚年曾撰有《红楼梦影》，署名云槎外史。

小说24回，写于咸同年间，光绪三年(1877)出版。

如所前述，古代文士是不赞同女性写小说的，因此中国女性写的第一部小说的出版，无异于“攻入男性堡垒的一次冒险”（注：科拉·卡普兰《〈奥罗拉·利〉与其他诗》，见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页。

），以致在著作权问题上产生了怀疑。

但，顾太清写《红楼梦影》这确是历史事实（注：《红楼梦影》为顾太清著，曾有人怀疑，但这确是事实。

顾太清《天游阁诗集》卷七有《哭湘佩三妹》五绝句，其二自注云：“余偶续《红楼梦》数回，名曰《红楼梦影》，湘佩为之序。

不待脱稿即索看，尝责余性懒，戏谓曰：‘姊年近七十，如不速成此书，恐不能成其功矣。

’”按《红楼梦影》刊于光绪三年丁丑(1877)，自注中提到的“序”即为后来该书出版时书前的序，序文末云：“咸丰十一年岁在辛酉七月之望西湖饮人撰”。

咸丰十一年为1861年，西湖散人是杭州女诗人沈善宝的别署。

沈善宝卒于1862年夏历六月十一日，该序写于一年前，此时《红楼梦影》尚未写完，大约也是怕生死难料，故先为此书写了序，这点顾诗自注已说明。

由顾诗、沈序可证《红楼梦影》确系顾太清著。

）。

稍后有陈义臣的《谪仙楼》、杭州王妙如（约1877-1903）的《女狱花》，绩溪邵振华的《侠义佳人》。

这些小说均系章回体。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女性小说家群的出现是在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这已是清末民初的事了（于此有另文论述）。

明清女性的文学活动，并未局限于文学创作，他们还介入了文学评论。

除女性自撰的诗话、词话、诗文序跋外（详后），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侧面，即明清女性的戏剧评论。

这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 就目前所知，明清女性参加戏剧评论的大约有50余人，其中著名的文学家有汪端、张襄、王端淑、王筠、张藻、林以宁、关瑛、归懋仪、吴藻、许延礽、席慧文等人。

从这个评论群体的人员构成看，表明明清知识女性对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已有了较强的参与意识。

在整个戏剧评论中，尤让她们关注的是女性作家的剧作，如对吴藻的《乔影》、何pèi＠⑤珠的《梨花梦》、王筠的《繁华梦》三剧，有十多位女性为其题词，抒写观剧的感想，肯定剧作的成功，赞美作者的才华，表现了批评主体极大的热情。

明清女性戏剧评论，从整体看水平不太高，理论色彩也较同时代男性评论为差。

但它仍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对剧作中女性形象命运的特别关注，从而表达了对女性不幸遭遇的同情和对男尊女卑、两性不平等的愤慨，也借剧中人物赞颂了女性的聪慧、才智和远大的抱负，为女儿扬眉吐气。

二是明清女性戏剧评论的重心主要不是阐发剧作的思想意蕴，多数是借题发挥，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三是重“人”轻“文”。

她们的兴奋点主要凝固在剧中人物形象上，所发表的意见也多是感悟性的，理性分析较少，对于戏剧艺术（“文”）几无论述。

重“人情”而轻“文理”，大约是明清女性戏剧批评的一大特色，抑或是一个缺陷（注：参见华玮《性别与戏曲批评》，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九期（1996年9月）。

）。

由如上叙述可以看出，明清女性作家于诗、词、文、赋、散曲、戏剧、弹词、小说，以及文学评论多种文学体裁均有成功的尝试和写作。

文体的完备，不仅显示了明清知识女性多方面的才华，而且也标志着明清女性文学已进入了成熟的阶段。

　　三　女性结社 女性从闺内吟咏走向闺外结社，这是女性文学创作由个体走向群体活动的重要一步，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女性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政治文化渊源上来考察，明代结社的风气原本很浓厚。

谢国桢先生说：“结社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社，诗有诗社，普遍了江、浙、福建、广东、江西、山东、河北各省，风行了百数十年。

大江南北，结社的风气，犹如春潮怒上，应运勃兴。

那时候，不但读书人要立社，就是女士们也要结起诗酒文社，提倡风雅，从事吟咏。

”（注：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明清两代诗社、文社很多。

女子诗社，在明代有著名的桐城“名媛诗社”。

该诗社以方维仪、姊方孟式、妹方维则为骨干，以及方维仪弟媳吴令仪、吴令则姊妹，围绕在她们周围的尚有其亲友眷属多人。

降至清代，女性诗社更多，著名的有“蕉园诗社”（钱塘顾之琼发起，骨干为柴静仪、朱柔则、钱凤纶、林以宁、徐灿，后五人号称“蕉园五子”）、“清溪吟社”（由吴江张允滋联合当地诸女诗人，诗社成员号称“吴中十子”，即张允滋、张芬、席蕙文、沈媺、陆瑛、李＠⑩、沈持玉、尤澹仙、朱宗淑、江珠，以张允滋的号“清溪”命名），他如梅花诗社、惜阴社、湘吟社等。

她们或相约在节日（如清明、七夕、端阳）饮酒赏花，或闺中聚首谈论琴棋书画，或登山泛舟，或出游访古探幽，每次雅集，均有诗词唱和。

她们相互切磋琢磨，不仅增进了女性的诗艺，而且也开阔了她们的视野，丰富了她们的生活，这对于提高女性的文学创作水平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清前期、中期的诗社，其诗社主要成员，基本上还是以当地女性为基础兼及亲眷中的闺伴诗友，道光之后，女性诗社发展为异地结合，有的还跨区越省，比如北京著名诗人顾太清曾与杭州的沈善宝等人结成“秋红吟社”，即带有跨地区性质。

这个诗社的主要成员是各地在京做官者的夫人、女儿。

据沈善宝《名媛诗话》记载，“己亥(1839)秋日，余与太清、屏山、云林、伯芳结‘秋红吟社’”（注：《名媛诗话》卷六。

）。

这里的屏山，即项屏山，原名项xún＠(11)，改＠(12)章，字屏山，号＠(12)卿，钱塘人，她是当时任兵部侍郎许乃普（号滇生）的继室。

云林即当时任兵部主事的浙江德清人许宗彦的女儿。

伯芳，即钱伯芳，生平不详，待考。

这个诗社的成员还有满族诗人楝鄂武庄（辅国公祥竹轩夫人）、楝鄂少如（太清五儿媳秀塘之母）、富察蕊仙和太清妹西林霞仙，以及云林妹云姜（扬州阮元儿媳、阮福妻），石珊枝（吴县人，许乃普儿媳）、李纫兰（钱仪吉儿媳、钱子万妻）等。

云姜、石珊枝诸人，也均因其父、其夫、其公爹在京为官而居京。

如果从诗社成员来自五湖四海这一点看，“秋红吟社”则带有全国性的诗社性质。

再如，江阴女子沈珂结婚后随丈夫赴任至江西会昌县，她便与当地的女诗人结成“湘吟社”（注：见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

）。

这类诗社对于女性文学创作的交流、传播，较之前期以当地女诗人及其亲眷为基础组织的诗社（如桐城名媛诗社、吴县清溪诗社）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我想，这类跨区越省的诗社在清代后期可能更多。

与诗社互为补充的是女性的联吟唱和，它们虽无组织之名，但行结社之实。

据《名媛诗话》卷六记载，如金逸（字纤纤）与吴江汪玉珍（字宜秋）、沈缳、江珠等女友经常在一起联吟唱和。

乡里老人美称之为“真灵会集”（注：金逸等人虎丘集会，见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六。

）。

类似这种无社名的集会联吟，在当时各地肯定还有很多。

至于家族中诗歌联吟集会那更是女性经常的活动。

阳湖刘琬怀在《问月楼草·自序》中记载：“昔年家园中红药数十丛，台榭参差，栏干曲折，与诸昆仲及同堂姊妹常聚集其间，分题吟咏。

”（注：转引自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证略》卷五。

）再如山阴祁氏，祁彪佳之妻“商夫人又二媳、四女咸工诗，每暇日登临，则令媳女辈载笔床砚匣以随，角韵分题，一时传为盛事；而门墙院落，葡萄之树，芍药之花，题咏几遍，过梅市者，望之若十二瑶台焉”（注：见阮元编《两浙輶轩录》卷四十“商景兰”条，清光绪十六年(1890)浙江省局重刻本。

）。

商夫人即女诗人商景兰，她的二媳即张德蕙、朱德容，四女即祁德渊、德琼、德絸和甥女徐昭华（商景兰妹、诗人商景徽之女），以上均为清初女诗人，亦有诗集问世。

类此记载，在女性诗集和诗话中俯拾即是。

由此不难看出明清两代女性文学社团众多和文学集会频繁的情况。

　　四　女性诗人开始与男性文人交往 清代女性开始冲破“男女授受不亲”的藩篱，通过拜师学诗、撰序题跋、联吟唱和等形式与男性文人接触，并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

清代女性的求知愿望越来越高，她们除接受传统的母教、家教外，女塾也多了起来，社会上已开始承认女子求学的重要。

《女学言行纂》的编者李晚芳说：“有志女子自当从经史子传取益，几见哲后、圣母、贤妻、淑媛有一不从经史子传中来者乎

”除一般读书识字外，清代女性还注意学诗，借以抒怀写情，陶冶情操。

中国古代诗论一向提倡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也与女教为近，故古代女性文学以诗词为多。

清代女性学诗，清代女性文学的发展，除自身的努力外，还与当时的文化环境，特别是与男性的倡导、帮助有很大的关系，这点也不可忽视。

明清两代，介入女性写作活动的男性文人，有的是女性自己的父亲、丈夫和其他亲人；也有的是支持女性写作、具有卓识远见的文人。

当然也应看到，女性诗人与男性文士的交往也曾遭遇社会传统习惯势力的攻击和诋毁。

袁枚招收女弟子就受到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的反对。

章氏在《丁巳札记·妇学篇》中说： 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

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

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

而为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

其实，在袁枚、陈文述等人遭受攻击的同时，女性诗人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

比如诗人骆绮兰（注：骆绮兰(1756-?)，字佩香，江苏句容人，早寡，无子。

工诗善画。

其诗为袁枚、俞陛云等诗评家称赞，著有《听秋轩诗集》四卷，编有《听秋馆闺中同人集》。

）因与“大江南北名流宿学觌面分韵”，被人攻击，以为女诗人与男性交往“尤非礼”也。

历史进入了前近代，18世纪至19世纪的中国知识女性已不同于中世纪的闺秀，她们面对传统旧势力的攻击并不畏缩，而是慷慨陈词，据理力争。

骆绮兰批驳道： 随园、兰泉（王昶）、梦楼（王文治）三先生苍颜白发，品望之隆，与洛社诸公相伯仲，海内能诗之士，翕然以泰山北斗奉之。

百世之后，犹有闻其风而私淑之者。

兰深以亲炙门墙，得承训诲，为此生之幸。

谓不宜与三先生追随赠答，是谓妇人不宜瞻泰山仰北斗也。

为此说者，应亦哑然自笑矣。

由此可见清代知识女性对与男性文士交往已有了相当的自觉和勇气。

她们不畏流言蜚语，视与男性文人的交往为正常的文化交流和向名人求教的一种方式，这种观念表现了明清知识女性已逐渐冲破男女界沟的藩篱。

而女性作家与男性文人的交往，又为女性走向社会、争取独立的人格和妇女自身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五　女性作家开始否定“内言不出于阃”的传统观念，重视文学的传播功能 古代女性作家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很少，特别是有专集的女性更是寥若晨星。

这固然与印刷条件的限制有关，另方面也受到“内言不出于阃”的旧观念的影响。

明清之后，随着女性创作自觉意识的增强，这种观念有所改变。

而有些家境富裕的女性还自愿出资推动女性文学的传播，女诗人张藻就曾帮助过长安王筠刊印传奇《繁华梦》。

再如长洲金逸（字纤纤）死后，杨蕊渊、李纫兰、陈雪兰三人为其捐金刊刻《瘦银楼诗稿》（注：见王蕴章《然脂余韵》。

）。

可见明清女性对文学传播的重视，诚如陈文述所说：“娥眉都有千秋意，肯使遗编付劫尘。

”女性作家多数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广泛传播，流芳后世。

这种理念正表明明清知识女性自觉意识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明清知识女性这种崭新的传播观念，使她们不甘于尘封自己的作品，一方面，她们通过唱和的途径使自己的诗词首先在文人社会得以流传，另方面，为使自己的创作得到社会承认，她们又要求出版自己的作品，比如上海诗人赵棻（1788-1856，字仪姞）则公开声明“不避好名之谤”而出版自己的著作。

她说： 文章吟咏诚非女子事，予之诗不能工，亦不求工也。

也有自知其短而反暴之以求名者乎

盖疾夫世之讳匿而托于 古代女性书写的诗词文赋，开始只作为一种文体形态在闺内或诗友中流传、欣赏，还未能为社会所承认。

要使女性创作广为流播，为社会所认同并影响社会，那必须进入传播渠道，通过编辑—出版—读者，步入社会。

明清女性，特别是清代女性对文学传播有了较自觉的认识，开始重视文学的传播功能。

她们开始编选、出版女性诗文总集、选集、别集，并自著诗话、诗评，以扩大女性文学在全社会的影响。

这种新的传播观念，在女性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明清女性除编选女性诗文集外，她们又自著诗话、词话，旨在弘扬女性文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沈善宝的《名媛诗话》。

沈善宝(1807-1862)，字湘佩，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工诗善画，著有《鸿雪楼诗集》。

她写此书的目的，就在于促进女性文学的传播。

她在《名媛诗话·自序》中说： 窃思闺秀之学与文士不同，而闺秀之传又较文士不易。

盖文士自幼即肄习经史，旁及诗赋，有父兄教诲，师友讨论；闺秀则既无文士之师承，又不能专习诗文，故非聪慧绝伦者，万不能诗。

生于名门巨族，遇父兄诗友知诗者，传扬尚易；倘生于蓬荜，嫁于村俗，则湮没无闻者，不知凡几。

余有深感焉，故不辞摭拾搜辑而为是编。

正是有鉴于女性写作较之男性作家要难，而其传播更难，她才不辞辛苦，搜集女性作品并予以评论。

《名媛诗话》十二卷，收从清初至道光时期的女诗人千余名。

这部诗话特别珍贵的是，它记录了作者与她同时代诗人的交往，为中国女性文学史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女性生活和文学活动片断。

沈善宝本身是嘉道时期一位重要的女诗人，与当时许多著名的女性文学家如顾太清、吴藻、梁德绳及其女儿（许云林、云姜）、汪端、郭润玉、龚自璋（龚自珍妹）、张纫英姊妹均有交往，这又给她的这部诗话带来了极其丰富、珍贵的内容，对传播和弘扬女性文学具有重要的价值。

此外常熟苏慕亚著的《妇人诗话》，雪平著的《红梅花馆诗话》，无锡杨芸（字蕊渊）辑著的《金箱荟说》（又名《古今闺秀诗话》），侯官陈芸著、陈荭注的《小黛轩论诗诗》，王琼的《爱兰轩名媛诗话》，金燕的《香奁诗话》，张倩的《名媛诗话》，及施淑仪的《国朝闺阁诗人征略》等。

这些诗话和征略，或保存了女性诗词的文本，或介绍其身世和文学活动，或评论具体作品，对于女性文学的传播和研究，均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以上五点只是明清女性文学外部特点的主要表征，至于明清女性文学繁荣的原因、明清女性文学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以及明清女性文学对后世的影响诸问题，只能俟诸另文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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