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积极分子去大寨的感言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

陈毅（1901-1972） 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字仲弘。

四川省乐至县人。

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回国。

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校担任政治工作。

同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

参加领导了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军委书记，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

红军长征后，留在江西苏区，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生，原名叶宜伟，字沧白。

广东省梅县人。

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

曾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任四军参谋长。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2月率领所部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任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

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

1930年回国。

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西北军委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区司令，闽赣及福建军区司令员。

参加了长征，任一纵队司令员、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到陕北后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参谋长，并协同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

1941年2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

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

1948年12月—1949年8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付杰的介绍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为当代著名文学、史学界权威人士，蜚声国际，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和著名的革命活动家。

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

笔名沫若(因为他的家乡有两条河叫沫水和若水)。

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娥乡沙湾镇。

幼年入家塾读书，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

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科。

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

1919年9月开始发表新诗。

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

同年8月，第一部诗集《女神》出版。

“皖南事变”后，他写了《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多种国家行政、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坚持文学创作，出版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多部诗集等作品。

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参加革命工作，三十余年，为八一南昌起义之核心人物。

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1918年春写的《牧羊哀话》是他的第一篇小说。

1918年初夏写的《死的诱惑》是他最早的新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写出了《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诗篇。

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

1921年6月，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

1923年，他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继续编辑《创造周报》和《创造日》。

1923年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倡无产阶级文学。

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

1924年到1927年间，他创作了历史剧《王昭君》、《聂嫈》、《卓文君》。

1944年，郭沫若歌颂明末女军事家秦良玉《咏秦良玉》。

他的代表作有《星空》《女神》等。

　　《星空》和《天上的街市》《静夜》等诗歌。

被收入新教材七年级语文22课和小学六年级教材

《天上的街市》的作者是谁

最近接触一件事，感触很深，一位在京城商业系统担任领导干部的原下乡知青，到场后就把原来他所在的生产队一位已经去世领导干部的遗孀和子女请到招待所，因为那位去世的领导干部言传身教对他帮助很大，而且在他今天的爱人也是当时的知青，在受到另一位领导严肃批评时，就是这位去世的领导干部把她领到家安慰她，她至今难忘。

但在外地的另一位领导干部要来看望这位知青的时候，这位知青婉言谢绝，说明天就返回，没有时间了。

问题在于，这位领导干部在位时横行霸道，一言堂，知青干活时他背着手在地头一站，看到问题就大骂一顿，知青们没有一个不畏惧他的。

平时一开会，全是他一个人讲，有时支委会一开就是半夜12点，别人几乎没有发言权。

这样的领导要让群众怀念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基层领导干部比上面这位尤甚，知青们称为“老爷子”。

他的拿手锏就是大批促大干，抓住知青一点微不足道的小毛病就不放，有时不是毛病也胡乱批判，有几个知青到一个有点问题（后来也平反）的老职工家去吃烤土豆粘白糖，就说是受了腐蚀，大小会检讨。

更有甚者，知青有病不准在宿舍呆着，要坐在地头看“精神”。

每天的劳动时间无法计数，天不亮就起床，白天干一天，晚饭后还所谓“跃进”，就是加班加点。

整个单位，是地地道道的“红色恐怖”。

至今知青们除了提干入党的极少数人以外，提起他甚至咬牙切齿，他几乎没有给知青和老职工留下一点好印象。

也许有人认为，在当时的兵团体制下这种现象在所难免，实际不是。

就连当时的现役团长也看不惯这种做法，他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单位蹲点，指出那个单位的问题，差一点被打成反大寨的错误路线代表，因为有比团长权力更大的人支持。

同时我想到另外两个当时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做法与上面那两位的做法截然相反，至今老职工也好，知青也好，都怀念他们，赞赏他们。

一位是赵峰，后来是管局局长、党委书记，当时是生产队长。

他与知青打成一片，经常到宿舍问寒问暖。

劳动时手把手教，遇到问题时耐心教育，从不发脾气，有的知青开小差回家，他不像有的单位那样捆起来送团部押起来。

他是先找他谈话，批评他的做法，等知青承认错误以后，就说，你这件事，影响很不好，我准备在大会上批评你，你有什么意见

对方高兴的接受批评。

有一次沤麻（收割了的麻，先在水里沤，然后才能扒），已经深秋，水很凉，当知青们犹豫时他第一个跳进水中，随后知青们毫不踌躇的也跳进去了。

他虽是行政干部，但很会做思想工作，说话和气，待人亲切，没有架子，从没有发过脾气，知青们喜欢和他接近，有话愿意跟他说。

他博得人们普遍的尊重和爱戴。

一位是孙延光，也是生产队长。

他有个特殊情况，他是被部队开除党籍的（后平反）。

当时基层正职很少有非党干部，他因为却有才干破格担任正职。

在当时的环境中，一个非党干部竟然受到职工和知青的普遍赞赏，是很不容易的。

他知识分子出身，不懂农业，但不久就成了行家里手，群众十分敬佩。

他天不亮就起床，别人上班，他早已经在地里转了一圈。

靠着言传身教，赢得了尊敬。

他对知青体贴入微，一位在北京某化工厂担任领导的北京知青，在回忆录中说，他“样样农业技术都能掌握，而且他的知识渊博，讲起话来有条有理，让你听了心里痛快。

”他说“在生活上，他是一个和蔼可亲、关心别人的连长，在四连，知青大多数人都曾受过他的关心和爱护，有病他能及时去问候，并告诉食堂给做病号饭。

有了困难他能尽快的帮助你解决。

有了错误他能耐心的帮助说服教育你，用正确的言行去引导你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所以，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

我们这些知青聚会时。

只要一提到孙连长心里都能迸发出一个字：好

”我没有褒贬谁的意思，我只是想通过这个对比，说明一个问题，一个领导干部在岗时一定要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一定要关心群众的疾苦，不要霸道，不要动辄训人甚至骂人。

碑是自己立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一时以势压人，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但日后群众说什么你是压不住的，我为前二位感到悲哀，为后二位感到幸福，他们所在的单位工作都很有成绩，但群众对领导干部的评价却截然不同。

你可以让人怀念，也可以让人记恨，关键在自己。